新加坡危机下的意见统一，李光耀向马来亚表示新加坡支持新马联合

5月9日李光耀首次向马来亚明确表示新加坡支持新马联合，并且支持由吉隆坡主宰这个新联邦。

他写道：一个由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和婆罗洲属地组成的更大联邦，这是这三个地区的人民最满意的解决办法，也是英方愿意同意的方案。在这个更大的联邦内，如果新加坡内部形成一个亲马来亚以及亲中国的政权，将会诱发这个联邦的内部冲突，并瓦解华人们对“中国的”的抵抗力。

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由集权，给这个更大的联邦提供力量与稳定性。总的来说，这一计划是利用位于马来亚的联邦作为统治整个地区的坚实基础，在这个更大联邦议会中，各州占有席位的比例为68（马来亚联合邦）:16（新加坡）:12（婆罗洲）因此马来亚联合邦将会自动地控制这个更大联邦的林领导。

塞尔扣克还认为英国必须紧抓这次机会，因为这是史上第一次，“大马计划”得到新马领导人的共同支持。同时，如果婆罗洲属地不在此时加入这个联盟，其最终结果就是被印尼控制。为了使得推进“大马计划”得到内阁支持，从1961年8月24日到9月16日期间，塞尔扣克给麦克劳德书写了不少于四封信件，这些信重新将麦克劳德拉到塞尔扣克身边。除了古德和塞尔扣克对“大马计划”采取积极态度外，首相麦克米伦本人也对这种安排显示出了兴趣。

在议会质询中，他认为：目前，五邦联合中的各部分的经济发展都在不同阶段。因此有相当多的问题仍需克服，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广泛讨论。这是一件好事，每个领土都应该有广泛的机会来考虑这个建议（指加入大马）。

在麦克米伦内阁的授权下，1961年9月27日大马来西亚官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功举行，在这次会议中形成的《大马来西亚：官方委员会所作报告》于10月20日通过内阁决议，至此“大马来西亚”成为了由内阁授权的，英国推动的一项计划。

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英帝国是否存在一个既定的战后非殖民化战略这一问题。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内部已经有一种共识——无法阻止民族解放运动、非殖民化势在必行。并且逐步形成了与民族主义者合作、发展殖民地经济的“两步走”战略，这一策略可以称之为英国战后非殖民化的既定战略。

但是我们还能发现，对于东南亚的非殖民化战略的形成，比上述的既定战略更早。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两步走”战略解决了非殖民化的宏观“目标”的形成问题，而1942年的“联合东南亚殖民地”以及1955年的“伟大设计”则构筑了东南亚非殖民化微观的“目标”。而“大马计划”解决东南亚非殖民化“怎么做”的方案，它是基于非殖民化战略而形成的方法论。

我们曾经认为，“大马计划”是东姑·阿杜拉曼在1961年5月27日提出的，但现在我们发现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早有类似构想。从内容分析，“大马计划”或东姑所说的“大马来西亚”就是将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北婆罗洲、砂劳越以及文莱联合为一个新的联邦。我们会发现，“大马计划”的内容基本与1955年麦克唐纳提出“伟大设计”一致。甚至在麦克唐纳之前，1942年英国在规划战后东亚的过程中，就已经提出联合东南亚殖民地联合。

然而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无论是“联合东南亚殖民地”战略还是“伟大设计”，它们跟“大马计划”相差甚远，因为它们仍未能提供有效解决新马分离的方案。所以，即使存在塞尔扣克这些态度比较积极的殖民地文官，但是单凭个体的力量始终难以抵消英方官僚体制中“畏惧错误决策”所带来的阻力。殖民部给予他们的答复仅仅是“尝试去创造一种当地人支持这种更广泛联邦计划的氛围”。

更重要的是，对于“是否采取积极措施推进伟大设计”，无论是殖民部还是殖民地文官们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只有当东姑提供了“利用砂婆两邦加入，消除新马矛盾”的方案，以及得到李光耀支持后，发表了一次支持“大马计划”的公开演说。通过少数人的努力、在新加坡现状带来的压力下，“大马计划”才逐步在殖民地文官和英国内部取得了广泛的支持。

诚然，英国内部即使是支持“大马计划”的官员们，也往往只是将全部时间成本投资到说服自己的同事们，而非落实到处理实际问题上。东姑在他的回忆录这样写道：当他们（华人）是少数派时，他们将会安静地生活下去，是一旦他们成为了多数派并且察觉到自己的力量时，他们将会迅速地维护他们的权利，以上不仅仅是（我的）所听所想，而马来人是一个简单、知足且习惯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民族，他们不可能希望在经济领域上击败日以继夜工作的华人，因为他们认为来世是现世的延伸，在现世过得越安逸，那就意味着在来世过得越美好。

诚然，东姑写下的这段话显现了普遍马来人以及马来亚联合邦内部的普遍看法。虽然，英国也意识到这种对于华人的不安感阻碍了新马联合，但是他们始终未尝试拿出实际的方案消除这种分歧。他们沉溺在官僚体制的内耗之中，此时的“伟大设计”成为了白厅的空想。直到李光耀与东姑的想法合流，才从“伟大设计”中孕育出了“大马计划”。

将“大马计划”置于历史背景进行考察，我们也许会发现英国已经失去了强迫东姑以及李光耀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手段。在他们都伸出支持“大马计划”的橄榄枝之前，英方官僚系统中静观其变的惰性一直占据上风。这是因为，他们吸取了1956年的教训，拒绝成为下一个艾登。“畏惧错误决策”最终化为了一个句漂亮话——“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未曾迅速地撤出殖民地，而是在静候他们的合作者。”

到此，我们可以认为，尽管有实现战后非殖民化的两步走政策，但他的大前提并不应是英国想在什么时候非殖民化，而应是英方什么时候争取到了地方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在本文中，我们讨论了非殖民化的“目标”是怎么来的，以及作为“怎么做”的方案——大马计划是怎么诞生的。但是有了方案并不代表目标已经完成，“大马计划”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可行性的问题。而在下一章，我们将能看到另一部分可行性问题——东姑等民族主义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