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都是怎么想办法避税漏税的?

最近关于明星交税的事情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避税漏税的现象从古代就开始出现，毕竟大家都不想交税所以想方设法能少交点就少交点，那在古代的权贵们都是用什么方法避税漏税的呢?这里说的避税是合法的，而漏税就犯法了，所以采用合理的避税还能接受，毕竟大家的收入来源可能很多，不可能每个环节都立法照顾到。但也有朝代因为税收的问题而灭亡，一起来看看吧。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兼提督军务之职走马上任。位列封疆大吏，这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嘉靖皇帝赐给他“王命旗牌”，希望他能够平定肆虐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之乱。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朱纨上任后，从断绝倭寇与大陆的走私入手，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如此手段虽对于制止沿海通倭有很好的效果，但他没有料到，阴谋正在酝酿，危险就在不远处。

禁海之策触犯了与海寇有着密切贸易联系的地方官员士绅，也包括在海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朝中大员。海寇们不惜花费重金收买官员，保持海贸关系。在大量金钱面前，众多官员上下勾连，对倭寇出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可怕的敌人还来自朝堂之上。如言官周亮，是署府事推官张德熹的乡友，因朱纨在执法过程中斩了张德熹，周亮就利用自己御史的权力，竭力弹劾朱纨。而朱纨的支持者夏言在与严嵩的政治斗争中落败，严嵩想尽招数削弱朱纨的权力。御史陈九德又借朱纨在走马溪擒杀李光头等96人，弹劾他“擅专刑戮”，迫使朝廷将他免职待查。

众口铄金，朱纨最后免官回籍，愤而自杀，死前悲叹，就算皇上不杀，闽浙人也不会给自己活路。

朱纨案是国家利益与商人利益激化到极点的典型，但终大明一朝，**挖朝廷墙角的故事层出不穷。谁能想到，有着过亿人口，贸易量巨大的明朝，每年只收区区300余万两银子的商税?穷了朝廷，富了商人，这是一种特殊的藏富于民，结果却是大明朝穷得只有灭亡一途。

**，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

史学界常弹老调：重农抑商是明朝末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似乎若非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在五六百年前实现了。但如果仔细研究明朝的商人，你会发现，这真是天大的误解。

事实上，到了明朝中后期，商人阶层疯狂逆袭。各地著名商帮迅速崛起，商人势力如蝗虫般占领朝野，而朝廷对这些利益紧密勾结在一起的官商毫无办法。

**，最直接的路径是官商一体化。《白银帝国》一书认为，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出身。与此同时，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家族中有从商的背景。

最出名的晋商张、王两大户皆是亦官亦商。王家第二代王崇古在嘉靖二十年历任兵部右侍郎等职;而张家创业的一代是张允龄，第二代张四维担任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其弟张四教也是大盐商。张家、王家联姻的同时，还与陕西人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

在这张巨大的关系网中，张、王、马几乎垄断了北部边疆以盐业为主的贸易。以至于御史永郜愤怒地吐槽：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

偷税漏税，所有人都在挖国家的墙角

除了垄断，**更隐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通过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他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挖着朝廷的墙角。

针对教科书讲的明朝税率过重，导致人们愤而起义的老套说法，黄仁宇在其著作中进行驳斥，明朝的税收存在过低而非过重的问题。他先指出，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白银，其中市舶税不到10万两。

对比宋朝，据《文献通考》记载，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至于市舶税，高宗赵构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

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

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

可怜明朝政府口袋的钱本就不多，却还要遭受偷漏税的打击。明朝中后期，偷税漏税行为甚至得到官员鼓励，他们认为，只要征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

黄仁宇记述：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三个月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撤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制度，令木商自己写下收入，爱交多少是多少。商业活动兴盛的浙江金华县，一年的商税不超过七两银子，简直就是笑话。

天下兴亡，谁之责任?

明朝灭亡的时候，官员们都在忙些啥?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大明覆亡。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这个刚愎自用、极爱面子的皇帝，曾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低下高贵头颅的皇帝

国家有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崇祯发出捐款号召后，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头，来到户部，热泪长流，捐出了自己毕生积攒的400两银子。崇祯得知后，马上给他赏了一个“锦衣千户”之职。

相比这个捐出全部身家的老人，那些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就很不堪了：

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崇祯急啊，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意思是，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啊……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

这是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万两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怎么办?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国的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劝京城权贵们捐款的同时，崇祯还让每一个大臣从自己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他绝望了。

崇祯明明知道这帮人贪污受贿，有的是钱，他也屡屡以国家民族大义来晓喻他们，但权贵们就是不愿意放血，他虽贵为天子，却一点辙都没有。

“钱是我的，国家是你的”

像崇祯这样低声下气找下臣要钱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像明末这帮丝毫不给皇帝面子的权贵们，其奇葩程度，也极其少见。

权贵们为什么不愿意捐款救国?研究者认为，这帮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有个普遍的心理，皇帝不缺钱嘛，“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整个天下都是你的，干吗要我们出钱?

崇祯有钱吗?提供“崇祯真穷”佐证的，是一个名叫赵士锦的人，他在京城即将陷落之前的3月6日，奉命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3月15日——城破前3天——办理交割。

赵士锦后来把自己在历史巨变之中的经历，写了《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他在《甲申纪事》中写了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在《北归记》中，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崇祯上任后接了一个烂摊子，自己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

满朝文武心照不宣

明末，君臣关系也很奇葩，互不信任，谁也不愿担责任。皇帝哭穷，他们也哭穷。似乎彼此在玩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

其实，有相当数量的大臣，知道国家的财政状况，知道这个骄傲的皇帝，不到走投无路，绝对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来找大家要钱。但他们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是你朱家的天下，丢掉就丢掉了，关我啥事?凭什么要我出钱?

(《大明劫》剧照)

明朝最后一任首辅魏藻德，状元出身，在危难之际走马上任，崇祯对他寄予厚望，但他让皇帝很失望。城破前3天，崇祯问他有何对策，并说：你只要开口，我立刻下旨照办。魏藻德跪在地上，屁股撅得老高，一声不吭。崇祯气疯了，一脚踢翻了龙椅。

城破了，皇帝死了，魏藻德投降了。李自成问他：你为什么不去殉死?这个无耻的人回答说：“方求效用，那敢死。”(“我正准备效力新朝，哪敢去死。”)

“铁公鸡”们的下场

魏藻德，就是那个勉强捐了500两银子的家伙，想投降，结果被拒，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指责其身为首辅而误国，魏藻德为自己辩解：“我本是书生一个，根本不懂得政事，加上崇祯无道，所以才亡了国。”刘宗敏听了大怒说，你从一介书生到状元，不到3年就做了宰相，崇祯哪点对不起你，你竟诋毁他。说罢，命人掌其嘴数十下。

但打耳光，只是魏藻德噩运的开始。他被刘宗敏(他出色地完成了拷掠权贵的任务)抓捕入狱，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用刑，5天5夜的酷刑后，魏藻德因脑裂死于狱中。他的儿子魏追征又被逮捕，魏追征说：“家已罄尽。父在，犹可丐诸门生故旧。今已死，复何所贷?”旋即被斩首。

陈演，哭穷的大明重臣，被刘宗敏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被刘宗敏释放，4天后，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害怕明朝旧臣趁机在北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旧臣，陈演仅获4天自由便被捉回斩首。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当时京城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那个国丈周奎，当初哭着喊着只肯掏1万两银子的守财奴，禁不住严刑拷打，被闯军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大臣们如此，平头百姓更是如此：谁当皇帝，关咱啥事，咱不照样当老百姓吗?守城士兵也是如此，没有军饷，咱为什么要卖命?史载，闯王大军围城之时，京城守军倒卧城头，“鞭一人起，一人复卧”。

大明灭亡，浩劫来临。李自成溃败，满清入关，接踵而来的是几十年的残酷的战争，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满清的大屠杀遍布全国，明末清初人口损失惨重，后来才有了“湖广填四川”，具体损失多少?从数千万到上亿，不同的统计，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的血泪悲剧。

一个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国家，势必一盘散沙。遇事谁也不肯担责任，谁都想把责任推给对方、一味指责对方，大难来临，势必最后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