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汉武帝曾在文化方面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汉武帝这一决定可以说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那为什么此前汉朝的百家学术在一夜之间就被儒学给替代了呢?其实汉武帝这样做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国家统一。此后他便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都做出了重大动作，特别是在边患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上表现的十分强硬。当然这一举动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

汉初一家独大的黄老之学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等学派，那是中国历史是第一次思想大碰撞。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 以道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学派，那就是黄老学派。这个学派奉行黄老之学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执无处、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秦朝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是一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但这种思想的极端发挥也导致了秦朝灭亡，因此随后的统治者不可能全部照抄照搬秦朝的政治理论来治理国家，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于是黄老学说摆上了统治者的案头。

在秦末农民战争推翻暴秦的统治之后汉朝建立。但是此时汉朝统治者刘邦面对的是一个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国家。刘邦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重新选择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要完成这一一历史任务，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所以说在当时黄老思想适合了当时汉初的政治环境，这使得它有了用武之地，汉初统治者选择它，不仅仅是它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还有它的优点。

黄老思想的优点使得它很容易为世人接受，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很赞同它的政治理想。崇尚黄老之学的汉文帝，在政治上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在生活上崇尚俭朴，反对奢华。窦太后不但自己特别推崇黄老之学，还强迫景帝和窦姓之人都来学习黄老之术。汉景帝也很信奉黄老之学，他继位以后，继续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汉初许多大臣，如曹参、陈平、汲黯等也崇奉黄老政治。

黄老之学和儒学的斗争

儒学也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出名的有孔子被尊称为孔圣人，亚圣孟子等，但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特别是战国时期，儒学根本没有派上大用场，那个时候法家思想能够帮助诸侯壮大势力，儒学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冷遇。

秦朝用的又是法家思想，所以儒学在当时的地位有点尴尬，也想着要在朝堂上有话语权，秦始皇也看不起他们出现了焚书坑儒，刘邦还曾经在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所以说在汉初儒学在朝堂上没有多大的话语权，即使在春秋战国到秦朝儒家学说也不怎么受待见，但是这并不妨碍儒学的发展壮大。

在批判法家思想和总结秦朝灭亡教训的强大社会声浪中，不但黄老之学的指导地位确立了，而且儒家学派的势力也逐步恢复壮大。汉文帝刘恒时期儒生贾谊就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贾谊因为此事得罪了朝中重臣，被排挤出朝廷。不过， 儒学思想并没有被封杀，儒家势力也在逐渐壮大之中。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争斗”。

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期，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黄老学者黄生与儒学博士辕固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议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而王，还是以臣弑君?儒学生辕固生认为:“汤武除桀纣，不是以臣弑君，而是受天命而王。桀纣暴虐无道，天下百姓已不再拥戴他了，而汤武正是顺应了天下百姓的心愿讨伐桀纣的，百姓一心归附汤武而不愿受桀纣的统治，汤汤武不得得已才立为君王，这不是受天命而王是什么?”

黄老学说的黄生则反对说:“帽子虽破终究戴在头上，鞋子虽新毕竟踩在脚下，原因就是上下等级的区别。桀纣虽然暴虐无道，终归是君王，汤武虽然圣贤，仍然是臣下。君王有了过失，臣下不能直言进谏以使天子改过，反而因为他有过失而诛杀，这不是弑君是什么?”辕固生反驳说:“要像你说的那样，高皇帝伐无道诛暴秦而成为天子，也是不对的了?”这场辩论开始变味了，已经不是学说争夺了，而且有点含沙射影了，也就是说他们开始了争夺在朝廷上的话语权，谁取得了在朝廷上的彻底话语权，那么谁的思想就是治国思想，自己和自己的学派也会名垂青史。

两人辩论到这个地步，有点不好收场了，已经不是简单的两派分歧之争了，所以汉景帝只好出面说:吃马肉不吃马肝(因为马肝有毒)，不算是不知道肉的味道:学者不争辩汤武之事，不能算是愚昧无知。”

这一次黄老之学和儒学的争辩没有输赢，但是对于儒学来说他们已经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对黄老之学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在朝堂上依然是黄老之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这一次黄老之学和儒学的争辩让儒学的日子也不好过，对儒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因为汉景帝刘启的母亲窦太后信奉的是黄老之学，平素就看不起儒学和儒生，讨厌他们的浮华，不务实。她听说辕固生同黄生争辩“汤武革命”这件事后，十分生气。于是窦太后就召问辕固生，问他对黄老之学的看法。辕固生竟然对窦太后说，那是家内奴仆看的书，窦太后勃然大怒，骂儒家的书是那些犯罪的人看的书，然后，命令辕固生到猪圈中去与野猪搏斗。汉景帝知道窦太后发了怒，偷偷地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 辕固生到猪圈，-刀就剌中了野猪的心脏，野猪随即而倒。窦太后这才消了气。

所以说这这一次争辩儒家损失惨重，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损失。

汉武帝初尊儒学

汉景帝去世，年幼的皇太子刘彻即位，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汉武帝从小受到了儒学的教育，心中也偏向儒学，他即位后就任命了他的儒学老师卫绾为丞相，而这个卫绾就是彻底的儒生。

卫馆是代郡大陵人，因为弄车之技精巧而被封为上郎官，服待文帝。累积功劳逐渐升为中郎将。帝临逝前嘱咐景帝说:“卫绾性情敦厚谨慎，是一个忠厚长者，你好生对待他。”到汉景帝即位，也不与别人争执，有一年多对卫馆不闻不问，卫馆则办事日益认真。有了功劳，总是谦让给他人。皇帝认为他们忠实，没有其他心肠，就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叛乱时，诏令卫绾为将，领河间兵力讨军，立下功劳，升任中尉。三年后，因军功封为建陵侯。

所以刘彻是在卫绾这样的儒生教导下成长了，因此他的治国政治理论当然倾向于儒学了，所以在建元元年(公元南40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征举贤良方正之土探讨治国的大政方略。有才能的人(特别是儒生)。各地前来对策的人很多，其中很多是学纵横家之学与法吏之术相的。卫馆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商鞅、韩非，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罢黜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

卫绾建议罢黜的对象，虽主要是纵横家和法家，但已露出了其统治思想:即禁绝百家而独儒术的迹象。黄老之学虽是从道家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但政治思想上更多地吸收了法家的理论，同法家在许多地方是相通的。所以，黄老政治才被人评为“外有轻刑之名而内实**”。这样卫绾打击的矛头实际上已经指向黄老之学。这是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所不能忍受的。不久，卫绾被罢除了丞相职务。这一次儒学争夺朝堂话语权的斗争再一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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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给被罢相以后，窦婴被任命为丞相，他也是个好儒术的人。著名儒家学者申公的弟子赵绾在好儒术的窦婴.田纷的引荐下被任命为御史大夫，申公的另一个弟子王臧被任命为郎中令宾婴、田粉、起馆，王威这些好儒术的人，都主张建立明堂，草拟巡狩、封禅，改定历法、包等。汉武帝就请他们在长安城南设立明堂，以演习儒家的礼仪。他们又推荐老师申工作指导。但是申公已经八十多岁了，汉武帝对他很尊重。命使着带着丰厚的礼物，用四匹马拉的大车去迎接申公进京。申公被任命为中大夫，让他做顾问指导赵绾、王臧。一时间朝廷之上的儒学似乎占据了上风，而少年天子汉武帝也准备大干一场，确立他自己的治国方针，但是一盆冷水让他的愿望和儒生们的愿望落空了。

这个最大的阻碍就是太皇太后窦太后，她是一个爱好黄老之学的人。本来就不喜欢黄老之学，而且她才是汉帝国的实际掌权人，她在冷眼旁观，但是还没有等到窦太后动手，那些儒生就不知死活的来招惹窦太后了。首先是这个新起的儒者集团借故攻击好黄老诸窦宗室，除掉这些人的宗籍。诸窦宗室的人自然很不满，就跑到窦太后那儿去告状，说儒者攻击黄老之学。如果说这是家事，窦太后还能理解，但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冬十月，赵缩向汉武帝建议，奏请诸事不必请示东官太后，这意味着要夺窦太后的权，这建议终于激怒了窦太后。

她暗中派人查得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计据，就去责问武帝。武帝争不过祖母，只好低头。结果， 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蚧也被免去职务。儒者同黄老之学的斗争遭到重大挫折。汉武帝的部权力也被收回，所以在汉武帝初次尝试尊儒也以失败而告终，汉武帝本人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说这一次儒学儒生们的尝试也彻底的失败了。那么在这样看来黄老之学的实力还是很雄厚的，儒学根本不是对手，从几次的交锋来看都是黄老之学胜出，但是黄老之学在朝廷上的独尊地位很快就要保不住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也意识到只要是太皇太后在，他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大权在握，真正的实施自己的治国方针，建元六年，窦太后死，阻碍儒家最大的势力瓦解了，汉武帝也真正做到了大权在握，于是他又开始了自己规划。首先他开始翻案，当年赵绾王臧的案子再也被他翻了出来，刘彻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罢黜黄老之学的开端。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从此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过，被历代统治者封为圭臬。

独尊儒术的实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封建大一统的需要，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秦朝以法家思想统一了六国，而秦朝的灭亡也宣布了法家暴力思想的终结。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得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但是随着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这种治民之术，既不能解决化民易俗，建立统一的封建伦常观念的问题，也不能使分散的小农经济与政权凝聚为一体，更为有害的是这种放任政策，听凭富贾豪族掠夺民财，兼并土地，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

阶级矛盾逐渐加剧，使汉代统治者意识到清静无为政治已不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对于如何御民的问题，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国封建宗法社会国情的办法，符合当时社会的发展，比如在汉初儒生叔孙通帮助刘邦制定了一系列的朝仪制度。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按照此时儒家的学说，可以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国家政权和家族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当时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也是适应大一统的需要。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使得思想得到了钳制，再也无法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那种局面。

所以说黄老之学在汉初也只是权益之计，等到社会发展一定的程度，绝对会被取代，它不是败给了儒学，而是败给了当时的环境。当时需要建立统治者的权威，需要一个大一统的集权思想，所以儒学很快就取代了它的地位，形成以儒为尊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