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农业发展：安肃军、广信军等地区农业基本条件与政策如何？

农业基本条件

因塘泊的建设，以致河北千里之境，多为塘水，而沿边安肃、广信军等地区的绝大多数百姓都缺少耕地。

河北沿边塘泺防线，虽然在抵御辽军起到积极作用，却也侵占大片农田。如此一来，可耕地便所剩不多。

又安肃军、广信军等地，洼地居多，农业受到很大限制，安肃军地区的土地状况不太利于种植业的发展。北方多旱地，本不适合种植水稻，但河北北部沿边地区，周围湖泊河流众多，地势低洼，水源充足，旱地作物难以成活，因此北宋时在此地区积极推广种植水稻。《宋会要辑稿》载：“安肃军界闸板口铺以东，旧系屯田务地，并是稻田……自熙宁七年夏中，其边吴，宜子二淀积水并已干涸，即今通行人马，不比安肃、广信军西北犹有山势关隔。”

在种植水稻的同时，以开方田达到巩固边防之效。明道二年（1033），臣僚上言，听闻太宗时期，以修方田来戍卫安肃、保州、定州等地。而今辽朝国内诸事较多，可以趁此机会，引水稻而置方田，对田地四周挖沟渠，并以纵宽一丈，深二丈，鳞次栉比交错的构造，使得两沟间弯曲处皆为近路，以此便于步兵通行，适应了军事需求。元丰二年（1079），“诏保州、广信、安肃、顺安军兴置水利。”

农业政策

由于安肃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农业发展受、军事环境的影响较深。其地的发展政策都具指向性。

其一，鼓励屯田。景德元年（1004），当时河北地区防御契丹兵马，已布置妥当。顺安、静戎军地区，先开河道，治理沟渠，以此更好地屯田。但因辽敌入侵，以此为突破口，导致边民无耕地种植。其二，减免赋税。针对战争破坏，对缘边州军适当免税安抚。

端拱二年（989），自契丹侵入以来，以至边民流离转徙。北宋朝下令让地方官吏及巡检使，召回弃农外出的百姓，加倍安抚以实现归业。但由于辽敌军队践踏田地损失较大，并对保州、易州、静戎军、威虏军等十三处的地区的秋夏税收进行免除。其三，献粮授官。真宗咸平三年（1000），“丙申，免静戎军汉阳等五乡秋税，以其经戒寇侵略也。”因辽军频繁南下，而相应减免秋税。

又因军事供给不足，通过进纳补官的方法，许民众送纳粮粟，并按等次酬奖，为安肃军地区添置粮草。咸平末年，时任水部郎中许玄豹指出，缘边州县粮谷较少，期许朝廷答允以授予官职之法来取得粮粟。三司初请及今条件施行刘综等元奏，定州、广信军、安肃军、北平寨四处，乞许纳斛斗千石与本州岛助教、文学……真宗曰：“爵赏之命，尤宜慎重，此事若行，经久便否？宰臣寇准等对：“幸有典故，以济边备，欲望施行。兼乞陕西亦依此例，别详酌闻奏。”从之。”

由于史料所限，有关安肃军地区的农业产量状况，并没有做详细记载。《宋史·五行志》载：“元丰五年（1082），青州、安肃军、宪州禾皆异亩同颖。”景德二年（1005），“壬申，大名府饥，命转运司发仓赈救……其广信安肃军、北平寨粟麦，悉以香药博籴。乃诏出内帑香药有利于人者贸易之，以实边备。”由此可知，安肃军地区农业产量尚不可观，种植水稻的目的，更多是服务于边备。

元丰六年（1083）戊辰，神宗下诏：“河北瀛、定二州元丰五、六年后接今岁提举籴买封桩粮草司所籴粮，数以巨万，而散于诸处寄籴，缓急屯集大军，远近不相及。兼新仓殆为虚设，又兼籴处多无守具，若令渐运入新仓，则其费不赀，不若致商人自运为便。未知必须寄籴利害，宜下本司具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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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河北籴便司提举的王子渊提出，寄籴法施行许久，且保州、安肃、广信等州军处于定州以北，为极边紧要储备之地，而真定府、祁州等地为次边，应当筹划措办军储，与在瀛洲修建的都仓所距不远，这样利于提取，快捷方便，且一日便可到达。或由河北籴便司置兑移，将粮粟并归瀛洲都仓，这样一来，既打击了商人抬高粮食价格，又能更好地去平抑物价，囤积军储，以限戎马。

榷场贸易

北宋与辽朝虽然在军事上相互对峙，但经济方面却是相互依存，这也成为双方进行榷场贸易的基础因素。宋代置榷场，并设场官进行主持，以此更好地对边界贸易进行管理。

北宋时期安肃军地区榷场建制：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初置静戎军榷场，以允则领之。”由李允则管理静戎军榷场与辽国间贸易往来的相关事宜，负责规范市场及打击走私。淳化二年（991），对于榷场交易种类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下令雄霸州、静戎军等地置立榷署，以掌管过境往来贸易。并增加物品苏木的售卖，但不久后又罢弃。因此，早期的榷场贸易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时任内殿崇班的阎日新提议，于静戎军、威虏军两地置场贩茶，并收取盈利以资助军事开支。安肃军榷场因宋辽战争及其关系的变化而时废时置，澶渊之盟后，才逐渐稳定下来，景德以后，宋辽间的榷场贸易日益规范化，也随之限制了重要物资的交易。

并对走私活动，给予严酷处罚。仁宗皇祐三年(1051)，定州路安抚司曾言，在雄霸州、安肃、广信军榷场与辽国的贸易往来中，多次私带铜钱离境，现今巡防边界贸易，若缉捕所犯之人，并授其一官半职。徽宗政和元年（1111），安肃军等地多以铜钱夹带走私为主，北宋对此也立重法处之，但走私贸易仍接连不断，致宋钱北流。

廖隆盛根据日本学者加藤繁和宋晞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出：“景德二年(1005）到天圣元年(1023)，与其它州军相较，设有榷场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和广信军四榷场的商税，都相对偏低。河北西路的安肃军地区则居十七个州军的第十五名，占全路税额的1.3%。至熙宁十年（1077）的数据中虽略显增长，但安肃军地区仍居河北西路的第十五名，占全路税额的1.43%，微乎其微。”安肃军地区的榷场贸易较为稳定，但其较低的税额率与铜钱大量外流的现象冲突，进而说明了安肃军等沿边地区走私贸易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