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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辽通好策略,富弼两次出使契丹,对其产生新认识

人文历史佚名2023-02-10

熙宁七年(1074)二月,神宗大举备边,令王韶率兵执行开拓熙河策略,在此期间,出于对强辽的忌惮,神宗在与王安石讨论边事时数次流露出对辽的忧虑。

适逢契丹将遣泛使萧禧来,不清楚辽此次遣使目的的神宗担忧的问王安石:若契丹坚持索要属地该如何应对?王安石回答道:不需要强争,遣使与其晓之以理即可。而神宗“又叹要一奉使如富弼之辩者亦不可得”,从神宗与王安石的对话中不难看出神宗对富弼谈判能力的肯定。

果然辽使来者不善,陈兵代州边境,要求与宋重新划分河东边界。关于地界的重新划分,宋、辽相持许久,议不能决。萧禧再来时,王安石已经罢相,神宗亲赐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等前朝故老手诏,询问代北事宜,以求待遇之要、御备之方。四人皆上奏各抒其见。文彦博言:“敌人之情,贪利忘义,然自祖宗朝与之通好,息民几八十年,未尝犯顺。”曾公亮言:“国家以通和之策羁縻强敌,虽岁委金帛,而休兵息民逾七十年”。

三人在奏章中都开门见山的指出了,与辽通好数十年间,两边百姓得以修生养息,而神宗朝兴兵西夏则使两方关系出现了裂痕,打破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富弼当时虽远离朝廷居家养疾,但朝廷有大利害仍知无不言,契丹来争河东地界,富弼上千言《答诏问北边事宜奏》,悉数兴兵西夏后患:辽不会无故挑起争端,一定是有备而来才会如此嚣张。

在奏章中,富弼还提到“今若更不推诚以待之,则恐不能解疑释惑”。其中“推诚待之”,有学者将其解读为富弼意在把北宋方面有关机密合盘托出,把它们一起泄露给辽人;还将富弼与南宋卖国贼秦桧相提并论,影射富弼同为向敌人屈服的卖国贼。笔者认为富弼所言并非是因为懦弱,而是出于对时局更加稳重周全的考虑。富弼所说的“推诚待之”并非是要把北宋的军事机密泄露给辽,在他看来,神宗朝的诸项备战措施已使天下传闻四起,“云朝廷必复灵、夏,平贺兰,既有大传有人上平燕之策”,辽听到如此风声必不可能按兵不动。

言下之意即指责神宗朝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与辽的嫌隙,才会有此次陈兵代北重划地界之事。富弼十分重视与辽维持已久的和平局面,他清楚光是辽已经难以应对,一旦辽与西夏、高丽、达靼等诸蕃结成党援,则后患无穷。由此应先通好辽,选使臣向其解释,“须令释然无惑,乃一助也”,这并非意味着要向敌人屈服,是在采取缓兵之计的情况下,再“别图完全之举,贵免一跌之失”。

富弼经略辽夏思想转变的原因探析

庆历年间,富弼作为庆历新政的领导者,积极推动国内政制变革,“更张之意过于范、韩”;对待西北边事亦是有着骥骜之气,他痛斥自澶渊之盟之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臣僚们在议和之后,不修武备,苟且偷安。

正是因为如此,辽夏深知北宋朝廷不作为,“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富弼还指责当国大臣“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为国家任责,书长久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养成深患”。然而熙丰年间富弼却要求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相比庆历新政时期,富弼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挖探讨。

两次使辽,对局势判断改变

庆历年间,富弼亲身经历宋夏战争,奉命两次出使契丹,后又曾在河北为地方官,尽见“通和四十年来未尝见者”。

事实上,宝元二年(1039)元昊初反时,宋廷上下对其嗤之以鼻,“即议出兵,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富弼更是直言“以我大邦,坐视小丑”;对于朝廷募人擒元昊以取之首级的做法,富弼感叹“何其隘哉”!富弼认为募赏之科不合时宜,他说道:“正朝廷之大刑,副天下之公议,举不失体,动则有辞。欲征则征之,足以示猛;欲守则守之,姑以示宽。表以大御小之权,行除暴安良之道,号令天下,岂不伟哉!

此时富弼并未将西夏之患看作很大的威胁,觉得宋廷募人擒元昊之举有失大国威仪,“深为执事者羞之”,尚未对西夏的国力与其将对宋朝造成的威胁形成准确的认识。然而,庆历年间富弼奉命两使契丹,这两次出使便改变了富弼对西北边事问题的看法。他深刻的意识到西北二敌委实强盛,并非当初所以为的那样不堪一击。富弼两次使辽,认识到“契丹委实疆盛”:辽“兵马略集,便得百万,霈然余力,前古不如。非是不敢南牧,只是不来尔,来之则无以枝梧”。

在辽的亲历亲闻让富弼醍醐灌顶,他意识到“北敌势方强盛”。富弼认为辽和西夏自从盘踞于中国土地,不仅将其间英雄豪杰纳入麾下,还不断吸收学习中国先进文化制度,正是如此助长了辽夏势力的发展壮大。中国进步之处被其悉数获得,而彼方的长处中国却慨然不知,北宋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

富弼认为,之前由于缺乏对辽夏足够的认识,宋廷轻敌妄战,不为御备,导致二敌连祸,给北宋带来边事危机;如今面对日渐壮大的西夏和委实强盛的辽,北宋需谨慎对待,步步为营”单从军事实力出发,契丹骑兵生性勇猛,战斗力强悍,向来崇文抑武且不修武备的宋军很难与之抗衡;西夏势力相对较弱,若北宋举国之力与之对抗,虽可勉强获胜,但势必劳民伤财、两败俱伤。无论与哪一方挑起战端,对国力不支、边防虚弱的北宋来说皆难以抵抗,因此竭力反对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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