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建立的四帝共治王朝，君士坦丁对于皇权统治合法性的建设

戴克里先建立了皇帝制度，并削弱了元老院阶层之后，在意识形态和统治合法性方面没有可以参考和依据的对象，于是又回到了传统罗马拥护者和守卫者的道路上来。

即便是因为长期的边界压力和巡视军团的需要而长期远离罗马，但戴克里先依然对于罗马城保持着相当的关注。 戴克里先的官方名称是马库斯·奥勒留盖乌斯·瓦勒里乌斯·戴克里先，后来也经常被称为盖乌斯·奥勒留·瓦勒里乌斯·戴克里先，瓦勒里乌斯是戴克里先的姓氏，也是其最具有意义的姓氏，在很多场合，经常指称其为瓦勒里乌斯·戴克里先。

其建立的四帝共治王朝的其他统治者，为表达对于戴克里先的臣服以及对于戴克里先理念与改革的认可，都改名加入了瓦勒里乌斯的姓。例如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的官方名称是马库斯·弗拉维·瓦勒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戴克里先的共治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称为马库斯·奥勒留·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安，加勒里乌斯称为盖乌斯·加勒里乌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安。

之后加入四帝共治王朝的皇帝如塞维鲁，马克西米努斯和李锡尼的也都加入了瓦勒里乌斯的姓，将其作为官方名称的一部分，即便是统治没那么正当的马克森提乌斯也不例外。

戴克里先所开创的四帝共治王朝也可以称之为瓦勒里安王朝。戴克里先为了巩固其皇权的合法性，以及能够顺利推进改革。他和共治皇帝马克西米安将皇权同传统的多神教实践相结合，以期用宗教信仰和传统精神来为其军事行动以及体制改革增加权威性和影响力。这和之前早期罗马帝国的皇帝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但不同的是，他们将传统的古典多神教信仰同自身联系起来，而非简单地神化皇帝自身。

例如，戴克里先将自身和罗马多神教的主神朱庇特联系起来，在官方姓名里又加入约维乌斯的姓氏，马克西米安也将自己同赫拉克勒斯联系了起来，在姓名里加入了赫拉克利乌斯。甚至当时有演说家宣称道：“在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的不朽地领导下，黄金时代再现于世了”。也可能是由于神话传说里赫拉克勒斯与罗马城的建立之间的渊源，马克西米安与罗马乃至于整个意大利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也更多地受到罗马传统精神的影响。在285年的罗马城建立纪念日上，马克西米安因其保持着“家族及姓氏”的传统而被称颂，以至于“如同整个城市的建立者一样”。

正因为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王朝将其皇权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多神教信仰体系之上，因此为了巩固统治和思想稳定，也就需要对于多神教信仰的反对者和竞争者进行打压。尽管作为戴克里先的角度并没有对于基督教有着明确的敌视态度，但在统治者群体里普遍认为，为了提高帝国的权威，就要恢复传统的罗马多神教信仰。通过宗教仪式权力的贯彻，从而使多神教信仰成为了帝国皇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此外，还有马克森提乌斯为加强统治合法性将其自身与罗马城的概念的绑定宣传。他在戴克里先退位后自我宣称皇帝，但得不到其他同期的共治皇帝的认可。尤其是因为他是马克西米安的儿子，只要戴克里先还会参与新任共治皇帝的推选，他就不会被承认。于是他就转而更为关注罗马城的权威，使得占据并同罗马元老院阶层同盟的自己得到了统治的合法性保障。

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大兴土木，试图将个人的统治威望同整个城市的悠久历史和首都的名望结合起来，甚至会宣称其他的共治皇帝是“为了他而在边境作战”。这样一来，作为罗马统治者的马克森提乌斯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皇帝的地位以及统治的合法性。

君士坦丁对于皇权统治合法性的追求

君士坦丁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王朝的种种举措或是改革趋向，例如建设更为庞大和权力更为集中的国家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君士坦丁是戴克里先改革的继承者。但两个王朝仍有着相当多的不同之处，尤其是皇权统治的合法性地位来源上。因为戴克里先的四帝共治王朝是禁止血亲继承的，而君士坦丁则继承了其父亲的皇帝地位，并意图开创血亲继承的王朝。

这样一来，君士坦丁就要从各种方面否定四帝共治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并为其所创立的新王朝找到新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但君士坦丁所面对的和之前的所有共治皇帝，乃至于所有罗马皇帝都不同。他所面对的四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不再需要包含罗马的罗马帝国，一个在以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的东部希腊帝国，”一个恢复了信仰的灵性帝国。承载着过多四帝共治意识形态的多神教信仰体系和与之牵连过深的罗马城及元老院阶层，就难以作为君士坦丁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君士坦丁所面对的关乎皇权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社会和文化转型如下：首先是罗马城的衰落，正如上节所说的，意大利半岛和罗马城的地位下降并非自君士坦丁开始，甚至并非自戴克里先的改革开始，而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早在行省皇帝的大量出现就已经标志着二者核心地位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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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罗马建立初期以来，罗马城和意大利半岛城市就在整个共和国和帝国享有特殊的威望和地位，“意大利倾向于被皇帝视为罗马城的延伸。”除了特殊的威望、皇帝的额外赞助以及税收和财政的倾斜以外，对于意大利半岛城市最为核心的是免税的特权。对于罗马人而言，交税是帝国臣民的义务，也是维持帝国运转的必要手段，但同样是被征服和被统治者的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