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皇权统治，东汉统治者的个人经历与倾向

随着军团、帝国元老甚至是皇帝来自于地方行省的比例和人数越来越多，意大利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在失去了行省的充足供给和财政倾斜之后，一些消费型城市的经济规模连同其特权一并在萎缩。

三世纪末，戴克里先将意大利的行政区划重新调整，同样也是变相地调整了意大利的地位，使得每一个行政区相当于行省。这样一来，重新规划的行政区就失去了免税的特权，先是意大利北部，后是整个意大利半岛乃至于罗马城，曾经的帝国核心区域以及征服者的后代也要开始承担帝国的税收了。

这样一来，一个快速衰落、不再是整个帝国政治、经济核心的意大利半岛，一个同四帝共治王朝，尤其是马克西米安父子紧密联系的罗马城，就不再是君士坦丁选择和巩固其王朝皇权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与基石了。

尽管君士坦丁在各种公众场合和信件里宣告要成为罗马古代传统的恢复者和捍卫者，但实际上，即便是皇帝的所作所为也不能改变这一政治、社会发展趋势，更何况君士坦丁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秉持精英共和传统精神的元老院成员。324年，君士坦丁宣布在拜占庭古城的位置建设新都。

其次是王朝的记忆和联系。君士坦丁从305年被边缘化的皇位继承人，再到311年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入主罗马城，再到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其皇帝形象发生了多次的转变。君士坦丁的官方正式名字为弗拉维·瓦勒里乌斯·君士坦丁，他的名字都来自于他的父亲，以显示其血缘的联系以及继承的合法性。瓦勒里乌斯是其加入共治皇帝制度的标志。

但君士坦丁和他的父亲的另一个姓弗拉维却代表了另一种可能，也就是弗拉维安家族的继承人。由于307年，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成为了其赫拉克勒斯家族的一员，在击败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君士坦丁亟需和赫拉克勒斯家族切割开来，所以大力将自己宣称为弗拉维家族的一员。这样既将自己同篡位的马克森提乌斯加以区分，又使自己同最初公元一世纪的弗拉维王朝相联系了起来。

“君士坦丁每一次击败作为敌手的、同为四帝共治王朝的皇帝，都是在对于四帝共治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抛弃。在经历了马克西姆的背叛行为及其败亡之后，君士坦丁下令毁掉他岳父的雕像和画像。因为在各种雕塑和画像里，马克西米安常常是同其共治皇帝戴克里先一同出现的，所以摧毁掉其中一人的雕像，也就意味着戴克里先等人的雕像和画像也同时被销毁了。”

弗拉维安王朝也就逐渐同四帝共治的瓦勒里安王朝分割开来，由于多神教本身的衰落以及多神教信仰同四帝共治王朝的紧密绑定，使其无力完成对弗拉维王朝的皇权统治合法性的赋予。将帝国的统治权赋予弗拉维家族，使其作为皇帝来统治世界帝国的神就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基督教的上帝。

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在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合法性方面，经常使用给城市命名的方式来扩大王朝和自身的影响力，最著名的就是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主要给城市重新命名以“弗拉维亚或君士坦的变体"。比如更名为弗拉维亚·埃杜伦的高卢城市奥坦、更名为君士坦提那的阿尔勒、更名为弗拉维•康斯坦提尼亚那的意大利城市波图斯、更名为君士坦提亚的非洲城市锡尔塔等。

此外，对于城市的更名还与宗教信仰的转变相关，一些城镇会集体改变原有的信仰，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以此得到皇帝的重视。例如南部城市安塔拉多斯和巴勒斯坦港口城市因为居民改信基督教，于是君士坦丁下达了诏书，授予他们独立城市的地位以及君士坦提亚的名字。

这种城市的更名，实际上是将扩大王朝影响力、巩固皇权统治合法性同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关联在了一起。此外，君士坦丁时期还重新恢复了皇帝与王冠之间的联系，他在正式场合或是展示的公开形象上都会佩戴王冠。大约在324年，在与李锡尼战争期间以及君士坦丁控制了东部各省之后不久，第一枚雕刻着头戴王冠的君士坦丁像的硬币就公开发行了。
摘自: www.ws46.com

当时有一个传说，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送给她的儿子君士坦丁一个王冠，这个王冠是用钉死耶稣基督的钉子做成的。通过重新设计与铸造，这个曾经作为罗马帝国折磨和压迫的工具以及转变成了代表帝国权威的王冠。从头戴荆棘王冠的耶稣，到头戴钉子王冠的君士坦丁，世俗君主完成了与神的关联，皇权的统治合法性也得到了宗教与信仰的支撑。

皇帝个人的经历与倾向东汉统治者的个人经历与倾向

东汉统治者的个体影响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东汉初的统治者与君士坦丁的个人经历与选择，是他们注重并主导重塑儒家及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

对于东汉来说，光武帝及明、章都一步步推动着意识形态的重塑进程，尤其以光武帝刘秀以及召开白虎观会议的汉章帝刘烜为重。刘秀幼年就开始研习儒学，之后又经历了两汉之际的政治动荡与变迁，直至再次统一天下。他深刻认识到了儒家正统思想在安定国家、平复人心及巩固统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感受到了儒生群体对于世局所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在皇帝主导下的重塑任务极为重视。

事实上，刘秀的功臣群体所能志气相合，并在统一后配合光武帝的“退功臣”的政策，原因也在于“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义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这进一步说明了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对于统治阶层影响的普遍性。

在明帝继位后也延续了光武帝的政策及对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视。到了汉章帝刘妲时期，他最终召开了对于儒家意识形态具有重塑意义的白虎观会议。章帝在实际会议的召开中，不仅仅是起到了一个会议的主持者的作用，对于儒家经学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分辨裁决上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帝亲称制临决”，充分说明了汉章帝对于儒家思想的掌握以及对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视。而章帝本身就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导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