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罗马重塑意识形态的外部原因

对于罗马重塑意识形态的外部原因分析包括了各种因素，例如对于恢复帝国统治的忧虑、成为皇帝并加强皇权统治的需求、罗马对各行省的长期剥削导致的分裂情绪等，但这种重塑意识形态的动机，也不能脱离对于统治者个人经历与宗教信仰的思考和认识。

罗马重塑意识形态的原因，并非完全是社会背景与趋势的考量，在近几十年国内外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论述日渐清晰的同时，又要兼顾原先的思考轨迹，君士坦丁的个人经历与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追求。

尽管在吉本看来，君士坦丁放弃了罗马早期的意识形态，选择基督教而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但介于对于价值判断的警惕，尤其是在历史研究中，不能因为元首制曾经的辉煌而将其描绘成一种经典理想的古代制度，并将偏离的制度改革都认定为衰落的根源。此外，作为帝国的皇帝宣扬要塑造什么样的个人形象或者要实现什么目的是一回事，而整个帝国在其决策的引导下最终实现了什么样的个人目标和改革成果又是另外一回事。

尽管在部分元老的待遇方面，君士坦丁时期的元老贵族反而一度相对于戴克里先时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312年到访罗马之后，君士坦丁在315年7月9月抵达罗马来参加纪念其称帝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这种活动是罗马皇帝在整数年的惯例活动。

在其统治期间，他还鼓励元老院贵族来担任某些高级官职，恢复了元老们的部分特权。作为回应，元老院和罗马城的公民们奉献给君士坦丁以宏伟的凯旋门和雕像，以纪念君士坦丁战胜将马克森提库斯，将罗马城从其统治中解放出来。“感谢皇帝拯救共和国脱离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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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对于对于君士坦丁的称赞和荣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强调皇帝在复兴共和国中的作用，也是在提醒君士坦丁只有确保罗马城和元老院的统治才能真正成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明白应该对罗马元老院和人民表现出一种公民而非军事统治者的印象，他所树立雕像的形象模仿了奥古斯都的早期造型，英俊、年轻，代表着永恒的辉煌。

但这种重视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戴克里先对元老院的政策来说是更为功利的，与其说是君士坦丁对于元老院精英共和观念和多神教意识形态的重视，不如说是他对于罗马城和元老院阶层残存下来的影响力的交易，以及对于多神教信仰的宽容。以君士坦丁的生活经历选择来看，他自始至终依然是一位被排斥在旧有意识形态体系里的“北方皇帝”。

君士坦丁在父亲死后，被军队在英国的约克拥立为帝，对于罗马帝国的人们来说，君士坦丁是在已知世界的最远端开始了他的统治。他早期的主要支持者大多都是来自与多瑙河地区和北高卢地区的异族领袖，包括阿拉曼人的国王柯若库斯以及法兰克人的首领博尼特斯。

在312年君士坦丁率军进攻当时占据意大利的马克森提乌斯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只来自于北方高卢的由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构成的军队同来自于统治核心地区的罗马人、意大利人、西西里人和迦太基人所组成军团的战争。无疑，最终是来自北方的军队获得了胜利，这使得君士坦丁的权力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来自于北方边境。并且即使在324年他最终击败李锡尼并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之后，君士坦丁也很少远离特里尔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漫长的北部边境。

他的行程大多是往返于菜茵河与色雷斯之间，也就是从莱茵河下游穿过意大利北部，再到巴尔干沿多瑙河到达色雷斯。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内，君士坦丁从未巡视过包括西班牙，非洲，意大利南部、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帝国的南部省份。

330年，君士坦丁所主导的君士坦丁堡的建成以及所谓的迁都活动再次明确了北部和东部边境对于整个帝国的重要性。君士坦丁用新设立首都方式进一步强调了军队、东部希腊化地区以及基督教在帝国体系内的重要地位。君士坦丁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军人、希腊人以及基督教徒们的首都，这在实际上彻底使罗马城乃至于意大利核心地区边缘化了，也使得基督教在新首都以及整个帝国体系中拥有了更为深刻影响。

此外君士坦丁作为君士坦提乌斯的长子，自幼作为类似于“质子“的角色在戴克里先的宫廷中长大。在他青少年时期所接触的人中，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虽然其外貌同父亲君士坦堤乌斯极为类似，但其理念和改革措施却是和戴克里先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尽管他们有不同的宗教偏好，但他们的目标和宗教预设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将宗教信仰作为引导全体公民凝聚一致，加强中央集权，以实现帝国复兴的重要途径。二者的差别主要是在于戴克里先基于一种宗教保守主义而进行的改革，他回归了古老的罗马诸神以寻求整个帝国的意识统一和各个省份对于帝国的忠诚。

因为研究者普遍认为对于多神教信仰和帝国概念的崇拜及其早期罗马帝国内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体系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对于罗马统治表达忠诚的方式和象征。作为回应，伴随而来的罗马诸神的节日庆典以及宗教信仰为被征服者提供了一种融入罗马世界成为罗马公民的现实感。

宗教信仰使得各行省同遥远的罗马城以及帝国的统治变得更加可以接受和理解。但三世纪以来的混乱和统治重心的逆转已经清楚地表面了传统的罗马意识形态的僵化，因为它将任何新宗教都视为并危险的源泉，认为新的宗教会使人们摆脱旧的宗教和道德职责，从而激怒众神。而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倾向以及多神教信仰所暴露出的问题使其将宗教预设置于基督教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