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统治者的个人经历，以及中西方意识形态重塑的社群原因比较

罗马统治者的个人经历及倾向

在公共立法领域，君士坦丁认为自己背负着上帝选召推动真正宗教的使命，但也没有对于原多神教徒采用强制的态度。

“他的最终目标是使他的所有臣民都信奉这种宗教，但这并不是出于约束，而是出于自愿。当他统一帝国西部之后，就下令恢复了教会的资产，并对其授予了免税的特权。”除此之外，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道德准则等习俗或宗教仪式被下令以禁止。君士坦丁希望公众生活能反映出一些基督教神圣的伦理原则，他废除了类似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死刑或是用烙印来毁容的残酷刑罚。受到了相当的**，他还是禁止了血腥的角斗士活动。

此外，君士坦丁还为了保护婚姻和儿童设立了法律，对于原本在帝国境内普遍的杀害或是贩卖儿童的行为予以惩罚，并对于由于非婚生子等原因而被抛弃的孩子提供帮助。这一系列法令无疑也是基于基督教的基本观念，认为孩子的灵魂同成年人一样，是由上帝所创造。相对于长期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汉诸帝来说，君士坦丁所面对的情形更加复杂化，其在历史上所留下的性格也显得格外矛盾，一方面温和恭敬，另一方面又残酷无情。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并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整个国家。

君士坦丁在生活实践中摸索着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应该是怎样的，他应该怎样统治国家，包括谨慎地立法与插手教会内部的争端等。教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弥合了整个帝国内部思想和秩序的分裂与混乱。这也使得一个致力于统一思想和传播信仰的皇帝，在面临教派内部的纷争的时刻会选择召开会议以解决冲突，并决定何种思想代表着真正的基督教。

结语

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有着类似的外部原因因素，包括前意识形态的衰落、皇权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皇帝个人的经历与倾向。意识形态的重塑同前意识形态的衰落密不可分。

秦灭亡后，法家意识形态就处于构想的崩溃与衰落之中。而西汉末年逐渐增加话语权、混杂着道、法、阴阳等家思想、未成形的儒家意识形态，还没能统合起全社会共同的意识环境，仍不能完全被确立为意识形态。而罗马帝国面对的是多神教信仰与元老院传统的衰败。

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变得必不可分。而三世纪末、四世纪初的多神教意识形态已经无力凝合整个地中海帝国各地区公民的思想和文化。元老院传统也在三世纪危机和戴克里先改革中大受打击。整个社会实际上在呼唤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

专制皇权在具体的行政、军事力量之外，普遍追求一种更为神圣的解释。儒家学者很早就开始论证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力图扩大儒家思想对统治者的影响力。之后在东汉王朝建立过程中，其传统理念以及谶纬这种神秘化的儒学解释都对于统治合法性的构建作出了贡献。而罗马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与多神教信仰有着深度的绑定，而君士坦丁作为这一体系的打破者，为了摆脱这种统治合法性的关联，将扩大家族影响、巩固皇权统治合法性同基督教信仰的确立关联了起来。

此外，虽然现在大多的研究观点认为，君士坦丁的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化政策的现实考量。但不可否认，其自幼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对其政策的决定以及最终的皈依同样非常重要。而光武、明章都是在浓厚的儒家思想笼罩下成长起来的，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尤其是汉章帝，处事施政皆按照儒家学说的理念与名义实行。综上所述，汉朝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的外部原因上虽表现各异，但之间具有着共同性。这种二者的外部共同性驱动着国家的统治阶级，使之迫切需要确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体系。

儒家思想的融合与完善汉朝的制度运转沿袭了秦代法家设计的制度架构，但本质上来讲，这种制度的设计与实践主要源于疆域版图相对狭小的统治范围下的控制策略。法家所设计的制度排斥了原本依赖血脉和礼乐制度所建构的宗法伦理网络，依托于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实现了统治者对于基层个体的严格管束，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将其称为“法家式的单子论”。

但这严刑峻法所高度笼罩的制度体系在一个极为广阔的疆域和其中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的背景下，却再难实现原有在小疆域和较稀疏的人口条件下所实现的高效的吏治统治和涉及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严格管控。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所面对的领土与人口的问题所带来的统治成本的增加与统治秩序的混乱都是呈指数性递增的，汉初儒者也就趁时提出了道德主义与礼治秩序的理论构建与制度转向。

儒家思想在先秦诸子学说里只是较为有影响力的一支，并不存在着压倒性的优势或者在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力。只能说社会在失去了故周一直以来的礼治秩序后，儒家也从庙堂之上的制礼作乐的规范者变成了礼治教化在乡土基层之中的朴素推动者，正所谓“礼失求诸野”。

在西汉时期儒家要重新获得权力的支持，甚至是指导皇权从而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摆脱以往的一种朴素的非官方民间知识传播教化者的形象。这样一来，急需脱胎换骨改变传统形象的儒家学说就需要新的理论构建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策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孙叔通、陆贾、贾谊等人都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