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意识形态出现危机，影响意识形态重塑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在一种思想被彻底塑造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能使其在统治阶层和普通民众中都普遍获得了合理的认同与支持，首先就要有完整而又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

西汉董仲舒所填补的儒家思想伦理结构和统治秩序成为了儒家意识形态体系中重要一环，使儒家思想在当时各阶层都具备了极强的说服力。

但其理论构建还没能真正贯彻到基层社会的普遍意识之中。“三纲六纪”思想的提出与整合是儒家的基层礼治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使社会统一到了一个道德观念体系之中。基督教思想对于希腊哲学思想的吸收与引用更为宏观，教父们用汲取的智慧丰富和充实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使之逐步具有了完备性和更广泛的适应性。四世纪初基督教思想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已经足够支持其作为一个主导意识形态来为罗马帝国境内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提供寻求答案和解决方案的能力。

自西汉武帝以来，承载儒家思想的士人阶层数量出现了激增，至于西汉后期或东汉初期，儒士阶层不再是单纯从事教育职业的民间教师形象，而是逐步实现了宗族化与士族化。东汉初年的统治者面对这种社会状况，在进一步重用士族、提拔儒生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于官僚的管控，以实现儒生的“吏化”。

而儒生也借此机会，全面参与到了官僚体制运行之中。而基督教信徒在被确立为意识形态之前的具体数量无法考证，但大致数量不少学者都给出了相应的看法。或有多少，但四世纪初的基督教社群已然是罗马帝国统治中不可忽视的存在。而信徒增长的数据和模型实际上足够证明了325年的基督教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并做好了接管整个帝国公共宗教领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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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意识形态确立前都出现了思想内部的分裂与危机。但与其是塑造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不如说是面对亟待解决的分裂危机，才会召开会议来解决矛盾并正式确立意识形态。东汉初年，儒家内部的矛盾主要是谶纬思想同传统经学思想的矛盾，以及今古文经学的矛盾。

前者主要以学者对于神秘主义的抨击为主；而后者则争论得更为现实，以对于知识和仕途机会的争夺为主。而基督教对于基督教上帝的三位一体神学的争论实际上是和对于基督教皇帝哲学的论述结合在一起的。突如其来的基督教皇帝角色，追使所有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基督徒们重新思考帝国统治的概念和关于神统治的教义。这些矛盾和辩论的中心点和裁决者最终都是君士坦丁，而分裂的解决与意识形态的确立不仅在于会议的内容，还在于在皇帝的引导和支持下对于这件事情进行讨论本身。

综上所述，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有着表现形式各异，但较为相似的内部思想和阶层原因，包括思想的融合与成熟、思想载体阶层或群体的人数与结构变化、思想内部的分裂与冲突。思想体系的完备与其载体阶层的力量壮大，使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具有了承担起整个国家思想领域与搭建意识形态的能力。思想内部的矛盾与危机推动着统治者为了弥合矛盾，解决危机而召开会议，从而完成了古代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

影响意识形态重塑的深层原因

通过意识形态重塑的外部背景比较与意识形态重塑的内部思想及社群原因比较的研究，从古代世界中西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塑原因表现异象中抽象出来了一些相同的要素，形成了比较认识的结果。“但这一成果并不意味着比较认识的终结，而只是历史比较的第一个阶段。因为，通过第一阶段的比较不但没有消灭异的真实存在，而且在新的界面上又产生了异和同，从而为下一步的比较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条件。”

对于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表现之异进行研究，能够发现在物质文化以及制度构建方面，东西方均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就像汉王朝所面对的前意识形态的衰落是法家意识形态以及秉持延续着法家精神内核的黄老思想；而罗马帝国所面对的前意识形态的衰落则是混杂着教俗体系的多神教信仰和精英共和的元老院传统。

两个重新塑造的意识形态的主体也存在差异，基督教是纯粹的宗教体系，其不论思想还是组织形态都是属于宗教范畴；而儒家则是一个混杂着宗教功能和一定神秘色彩的人文主义集合体。此外，在思想载体的传播扩大方式以及当时内部出现的分裂与冲突情况等方面，东西方意识形态重塑原因的具体表现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

这些物质文化以及制度构建方面的异同深深受到着更深一层文化差异，也就是古代东西方国家各自的思想文化层次的影响。从思想文化层次对于影响两个古代国家意识形态原因的深层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进行在“同中之异”基础上的更为深刻而真实的东西方思想文化因素比较。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宗教与人文主义因素、理性结构因素和通用语言的因素。在程度上，三种因素也同样是层层递进，逐渐深入的关系。

宗教与人文主义思想

汉朝和罗马帝国重塑意识形态的原因虽是殊途同归，但影响其过程发展因素和最终塑造结果差异的深层原因，首先依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的差异。这种宗教与哲学因素的区别与差异，既是导致意识形态塑造原因有别、结果殊同的深层原因，也是最后塑造成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