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琼为何在《双溪杂记》中诋侮杨廷和？以及著作负面话语的影响？

关于撰写《双溪杂记》的原因，王琼《自序》中言到：“予所居岩穴在双溪之间，怡神养气之余，忽有所思，辄录于册，久而成帙。”

观其书其人，王琼将自己描绘成中正治臣，于国事多有正论，恨不能被当权者所采纳，又以其言行见解得罪阁部重臣，被人构陷，发配于此，他一方面攻讦杨廷和、李东阳等人，一方面在书中为自己辫白叫屈，其书实非纪实信史可以知也。那么，王琼为何在《双溪杂记》中如此诋侮杨廷和呢？这不得不从王琼与杨廷和之关系、王琼的写作动机、当时的背景等方面去考虑。

首先，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王琼出于恩怨报复。王琼此人阴险好嫉，于正德时期多有排陷事，对杨廷和素有怨望，明清史书对其评价多贬，《明史》称“而琼险，公论尤不予”。

可以说，王琼有才而无德是明清史家对王琼的基本评价。在武宗时期，王琼与钱宁、江彬等人相交，他借机施展其才，在兵部尚书任上平定盗贼流寇，重用王守仁防备朱宸濠。后，王琼忌妒彭泽平定流贼，盖其名望，就勾结钱宁，用重罪中伤彭泽，诬陷范铺、李昆、陈九畴，矛头渐指内阁首辅杨廷和。

就王琼于武宗时期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必然会与杨廷和为代表文官群体产生矛盾冲突，因为王琼的行为与整个文官群体的理念以及正常的国家权力运行体制是相违背的，他选择了依靠豹房这一畸形异态的权力中心作为其进行实践的舞台，无异于将自己列于江彬、钱宁之辈的行列。

面对当时围绕豹房产生的一系列违背礼法和破坏国家行政秩序的荒唐行为，杨廷和等人采取了抗章、集体进谏、乞休等种种方式去尽力维护文官体制，而王琼却选择了豹房，其行为无论是在国家体制层面还是士大夫的臣道信仰层面，都不可能为文官群体所认可。武宗崩后，杨廷和与王琼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时内阁与张太后议定嗣君，王琼厉声曰：“此岂小事，而我九卿顾不预闻耶？”

他对于杨廷和将他这个九卿之首的吏部尚书排于定策大事之外极为不满。世宗即位后，裁汰正德弊政，考察诸臣得失，王琼因勾结钱宁等人排陷诸臣成为众矢之的，给事中张九叙等即上奏参劾王琼等，王琼以言官为杨廷和所指，随即又参劾杨廷和窃揽乾纲，事多专擅，引得世宗不快，最终被去职成边。王杨二人本就积怨已久，王琼的被劾去职使得嫌怨更深，故在《双溪杂记》中大肆诋侮，在杨廷和等旧臣致仕、杨慎等人受杖发配后，王琼更是拍手称快，大呼“天道好还，其速如此”。

另外，《双溪杂记》与嘉靖初年的形势有密切的联系，王琼作此书除了他自己所谓的有所思以纪实的动机外，还有更为隐秘的目的。胡吉勋综合嘉靖初年的奏章文本、人事关系、议礼态度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推理，认为王琼应是嘉靖元年（1522）及六年（1527）史道与王邦奇两次奏劾杨廷和事件背后的主谋，王琼谪居绥德期间一直与某些在朝官员保持着联系，进行着一些隐秘的交易，寻求复出机会，其撰《双溪杂记》将哈密边事归咎于杨廷和、彭泽等人，并将文稿传于京师，转借他口传布于朝，以达到打击政敌、寻求盟友的目的。

《双溪杂记》能够起到作为斗争工具的作用并传于朝野为时人所转引，与世宗一朝的环境密不可分。正如胡吉勋所言，“议礼”之后，朝中出现了复杂的人事斗争。世宗在朝中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洗，将议礼中的反对派排挤出朝廷。这样的一种环境，为王琼传播他在《双溪杂记》中所表达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土壤。”在“大礼议”过程中，世宗逐渐将是否支持其议礼主张作为用人标准，特旨拔擢张瑰、桂萼等人，而杨廷和等人以致仕、外调、发配等不同方式逐渐远离了朝廷，王琼未亲历议礼之事，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议礼主张来获得世宗的关注。

但是，他凭借为官多年的经验敏锐地觉察到在“议礼”后会有一番清洗，杨廷和坚持“濮议”定难逃罪责，他通过在《双溪杂记》中记载杨廷和在正德一朝的种种罪行为桂萼、王邦奇等人攻击杨廷和提供“议礼”之外的“证据”。在“大礼议”的背景下，致仕的杨廷和以及附和杨氏的官员已经丧失了在朝廷中的话语权，并没有机会为杨氏辩白，而这些负面话语正是符合“后议礼”时代的氛围。

另一方面，王琼在《双溪杂记》中为自己辩冤，则是为自己的复出进行宣传铺垫。在“左顺门事件”后，皇权加速流向世宗，世宗需要一批官员来支撑皇权，张璁等人资历尚浅，也远不能满足朝中人事更迭的需要，张、桂等议礼新贵亦需要盟友使其稳固立朝，所以在嘉靖三年（1524）十月陈洸上疏荐举致仕的谢迁、廖纪和南京吏部侍郎胡世宁、郎中姜清等人后，世宗从其所奏，张、桂亦随声附和。而曾在正德时任兵部、吏部尚书的王琼不仅为官年久，颇有政绩，且与杨廷和素有嫌怨，是作为桂萼等人的盟友的不二人选。

《双溪杂记》负面话语的影响

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贞对王琼《双溪杂记》评价极低，以之为明代野史“挟隙而多诬”的代表。对于《双溪杂记》中王琼对杨廷和之诋诬，王世贞曾有论曰：“大抵晋溪之怨杨公甚，小人恣行胸臆，无所顾惮，而又不读书，不习本朝典故，乃敢于猖狂如此。”

明人郑晓《今言》评当时之书曰：“惟《双溪杂记》《塞宅琐谈》二种好短人，似亦好恶亦欠端。”四库馆臣亦认为《双溪杂记》关于正德时期的记载是“自任其私，多所污蔑”，“与杨廷和、彭泽等不协，故记中于廷和与泽诋诬尤甚。

至于大礼一事，曲徇世宗之意，悉归其过于廷和”。即便明清史家对王琼本人及《双溪杂记》的评价都不高，王世贞等学者专门对书中针对李东阳、杨廷和等人的诬蔑之辞进行了驳证，但是，《双溪杂记》的一些说法仍然被明清时期的诸多笔记、史作转引沿袭，杨廷和诸多负面形象便随之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