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私家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当时的时代环境怎样？

1644年，中原大地山河突变，先是百姓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而后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崇祯自缢，明清易代，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如同天崩地裂，特别是随着南明朝廷土地渐失，节节退败，各地义军相继被扑灭，明之遗民渐渐已觉复国无望。在朝代更迭、夷夏之防的观念下，一些遗民将理想寄托于修史，欲以史存国，以史存道，由是出现了一大批史学著作。在此明清易代之际，私家史学的勃发状态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促使私史迅速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是明亡后时人为明作史的积极性。这其中有遗民史家、亦有仕清史家和贰臣史家，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但在私史撰述方面都有所表现。明朝灭亡后，南明朝廷苟延残喘，复国已然无望，明遗民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并主动承担起为故国书史的重任，如黄宗羲言“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

各地爆发的激烈满汉冲突更加刺激了汉族知识分子。在这种境况下，一些知识分子便以明朝遗民自居，出于儒家重史、书史、传史的传统以及他们对于大明王朝的赤诚忠心，这些士人便把为故国修史当成最后的精神寄托，竭尽余生之心血，四方奔走，访问故老，拾掇史料，积极投身于研治明史的事业中。

第二，时清政府忙于统一全国，无暇关注秀史之事，给私人修史以较大的活动空间。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就多次指出清初文网稍弛，故野史层出。清初的史禁文网有一个渐趋收紧的过程，清初至康熙时尚没有焚书之事，至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才开始大量焚毁野史。

需要注意的是，清初遗民新成史著的减少并不完全是史禁的结果，与清廷文网同步的是遗民史著的逐渐完成与遗民的代际更替和渐行渐少。至于康熙初年的庄氏史案，虽有影响，却是有限。阚红柳认为，庄氏史狱的爆发可视为偶然事件，本身并非清廷刻意罗织，怀柔仍是清廷的主要策略，私史修撰的蓬勃进程，亦未因此中断。

第三，明代史学发展的延续，特别是晚明史学的新变化为清初遗民史学提供了基础。笔者认为，这种基础可以从两方面去考虑，一是史家群体，二是史学积累。晚明史学多元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家群体的扩大，史学向社会中下层的扩展。当时，可谓“家期班马，人各操觚”。而史料笔记、通俗史学著作与历史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也扩大了史学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有明一代的诸家私史为遗民史家提供了基本材料与借鉴。

明中后期，随着私家史作的渐多，一些史家在著述时多有对于前人之作的反思批判，这种现象延续至清初，遗民在从事明史研治工作时，对明代史学亦进行了反思，以求对修史有所裨益。清初，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吴炎等人都对明代史学进行过批评。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明人与清初遗民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或有偏颇，但是，这种史学风气的延续对遗民史学的发展确有裨益。

遗民史学的特点

清初的遗民史学作为易代之际遗民的理想寄托，极具有时代特色，即立足于明亡的现实对有明一代的治乱得失进行反思，特别是对万历以来国势渐颓以致社稷倾覆的痛心疾首。姜胜利指出明遗民的明史研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重视明季史。这种研究特征与遗民史家的现实境遇密切相关，明王朝的倾覆与个人的生活局促给遗民身心带来了极大的刺激。

山河破碎、剃发易服等现实深深刺痛他们的内心，他们要探讨清何以兴、明何以亡。另外，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有些遗民出于对南明政权的感情与期许，企图以史书为南明政权提供一些借鉴。故而，在清初的私家史学著作中出现了一大批明季史，《增订晚明史籍考》二十余卷中有大半是明亡后的史作，且多出于遗民之手。遗民史学的主题非常明确，大都对万历以来的党争、崇祯得失、各地抗清义军、南明政权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记载与讨论。

遗民作为明王朝的维护者，对明王朝的“忠”是其感情底色，但是，面对易代的天崩地裂，他们内心有不甘、无奈、悲痛、愤恨、无力，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状态。这种复杂的情感与史书求实存真的学术要求势必有一定冲突。另外，中国古代素有讳尊讳亲的史学传统，刘知几言：“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为尊者讳似曲而直，以君君臣臣，存名教也。

由此，遗民史作中不免有作者自身浓厚的故国感情倾向，使得内容上有所隐扬避讳，具有相对的倾向性和真实性。也就是在遗民史家在著述内容上会倾向于以明王朝与忠于明王朝的人物为撰述主体，其评判史事与历史人物的标准也是以是否忠心维护明王朝统治为标准的，所以，明君贤臣、忠臣义士是遗民史家极力称颂的对象，反之，奸臣贰臣、流寇叛贼予以重点批判。在这种明显的倾向性之下，遗民史作的真实性就被削弱，部分史事并不能被客观真实地展现出来。

关于这种倾向性与遗民史家的复杂感情可以从他们对于明朝皇帝，特别是对亡国之君崇祯的记载和评价中窥见一二。比如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称赞崇祯为“仁俭英敏之主”，将明亡之责任归于群臣，还特别对时人关于崇祯的种种诽谤进行了说明，“肆为诽谤，或曰宠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贪财惜费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举亡之咎归之君，冀宽已误国之罪”。

遗民著史或出于亡国的悲愤，或以夷夏有别，或为明王朝正名，或总结明亡之教训，都有一定的“尊君”色彩。而“忠”作为遗民史家的情感底色，本身的情感深度是不同的，在不同的著述目的下需要具体的考察，不能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