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振经营两淮盐政四年，钟惺很早就支持了袁世振的纲法改革

袁世振，字抑之，号沧孺，生年不详，卒于崇祯五年（1632），明湖广黄州府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通过户部尚书李汝华呈上长达两万字的《盐政十议》奏疏，细述盐政紊乱之渊薮，条陈纲法改革的规划，受到神宗皇帝的嘉许，并下旨根据其建议推行改革，袁世振则被任命为两淮盐法道，派往扬州，推行改革。

袁世振经营两淮盐政四年，计助边饷及纳交太仓的款银达四百余万两，不仅深受两淮盐商的爱戴，更被神宗降敕嘉奖。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党羽诬陷其亏空公款，因而将其拘捕追赃，两淮盐商自发为其缴纳赃款，使其获释，崇祯初年被再度启用，未及赴任而卒。

袁世振颇擅交际，《明经世文编》不仅全文收录了他的《盐政十议》，也收录了许多他与其他人讨论盐法的书信。从这些动辄千字的书信，不难看出袁世振健谈开朗的性格。袁世振的交际圈中也包括许多文学之士，他在临川时便与汤显祖往来甚密，二人常常用书信共同讨论佛理。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世振赴北京评核，汤显祖还以诗《赠袁明府奏计二十二韵》相赠，足见两人交谊颇为深厚。如果说对佛理的喜好是袁世振与汤显祖订交的共同思想基础，那么盐政便是联系他与钟惺的桥梁。

钟惺与袁世振是湖广同乡，但两人究竟何时订交，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记载，原因却不难猜测，钟惺很早便已表现出对盐政的兴趣，而袁世振则是晚明盐政改革的风云人物，两人间来往的书信等也大抵是以切磋讨论盐法为主，订交显然与盐政有着莫大的关系。钟惺对于袁世振及其纲法改革有着极高的评价，称赞袁世振老成谋国，而袁世振也对钟惺信赖有加，邀请钟惺为自己的盐政专著《两淮盐法纲册》撰写序文。

钟惺是袁世振纲法改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在改革之初官场上下到处都是诋毁唱衰之声时，钟惺坚定地认为袁世振必然成功，“私忧者犹虑弦辙已熟，窟堑已深，奸商宿吏惧于一切搜剔，且力能中格之，而予独料公之必能办此也”，袁世振大刀阔斧地推行纲法改革盐政，钟惺也在文学上支援着这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

在他的文集中，涉及袁世振及这次改革的散文不在少数，体裁包括书序、寿序、信笺、墓志铭等等，其中最集中体现他与袁世振的交谊及其对盐政看法的文章是《两淮盐法纲册序》《袁太母八十序》《与袁沧孺论楚史盐贵书》三篇。

从内容而言，这三篇文章各有特色，《两淮盐法纲册序》主要是对纲法改革取得的成效及袁世振本人功绩做出评价，因而更具说理性；《袁太母八十序》则主要聚焦在改革家袁世振身上，歌颂其高尚的品德与过人的才干；《与袁沧孺论楚史盐贵书》则是作者以友人的身份所写的私人书信，叙述了自己支持纲法改革的原因，勉励友人将纲法改革进行到底，同时还提醒了袁世振楚地盐价上涨的现象，委婉地提出不宜操之过急的建议。

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高度赞扬袁世振的才干与功绩，甚至对袁世振的亲人与僚属都丝毫不吝赞美之词，在大力鼓吹纲法的成效与重大意义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向袁世振反馈纲法施行的情况，为改革出谋划策。如果说袁世振是晚明纲法改革的总设计师，那么钟惺则堪称是这场改革的旗手，凭借自己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为纲法改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造势。

《两淮盐法纲册序》是一篇颇有特色的书序文。作者开宗明义，“国家之法，当极敝大坏之后，见谓必不可为矣，有一人焉欲起而为之，已而卒无不为，为之而又不劳余力者，是其于所以为之之道，必其仰而思之也，至深至密，为智者之所不及谋，及其思而得之，见诸行事也，必有一极简极明，为愚者之所共知。夫能使愚者共知，而后黠者不能，变法之所以可久也。”

表达了自己对于古往今来所有变法的深刻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能够挽救国家法度于危亡之际的人物，不仅要有敢于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更要有能够巧妙地利用外力以达成目的的智慧，而他所制定的变法方案，不仅要比常人思考得更加深刻细致，还要能够简明易行，使大多数人能够理解。

他能够认识到变法不仅是上层精英人士，也就是“智者”应考虑的事情，更要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也就是“愚者之所共知”。这一认识不仅在当时颇为独特，即便用现在的视角来看，也是非常具有先进性的。作者将这样的真知灼见惊人之语作为文章的开头，先声夺人，开宗明义，奠定了全文深刻的思想性，也为作者对袁世振临危受命的非凡气概与过人才干的描写做好了铺垫。

作者简单叙述了袁世振在国家盐政衰弊至极的关键时期挺身而出呈上《盐政十议》的事迹，以及袁世振变法中所采取的灵活的策略。他指出“民之趋利，如水走下，非氏之乐于轮，利在输不在逋，则舍逋而向输者，其势也。”

寻常百姓会趋利而行，这是人之常情，而袁世振的改革正是利用了人们逐利的心理，使盐商能够从纲法中获利，便会乐于参与纲法。作者对于袁世振这样善于顺应人情而成事，化难为易的方法，显然是颇为欣赏的。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袁世振功绩的赞扬上，而是笔锋一转，以大量笔墨记叙袁世振在改革过程中所受到的非议，以及作者对此的看法。

当时一些迂腐官僚拿不出实际可行的举措来改革盐法，反而因为纲法改革顺利推行，便认为袁世振走捷径，对他横加职责，对此作者愤愤不平地予以回击，他嘲讽这些人犹如庸医“虽口头帋上凿凿必可经验，有如举手投剂，与病者丝狖不相应”。

针对他们的质疑，作者继续以医生治病作比喻，指出“夫课医之法，以病者起蹶为程，今贵人而抱沈疴，亦尝费岁月，糜金钱，卒无起色，有持草木之滋，手到患除，弹指而复起，为人易则易耳，当其访师拜药，投躯破产及诊切之时，精神与病者通，此岂可谈笑而致之者邪？乃病者及侍病者，反以其期之不久，费之不奢，而不以国医酬之也，岂有是哉？”只要能够治好疾病，无论医生用的药材是多么廉价普通，治疗是多么快速奏效，都是好医生，这一观点突出表现出他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与不为世俗偏见所拘，敢为新说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