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心学在盐业经济发达的两淮地区的传播学

明代前期，统治者确立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大力推行。到了正德、嘉靖时期，随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日益僵化的程朱理学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在思想领域上出现了以王阳明、湛若水等为代表的心学思潮。

心学以“理”为主观，认为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肯定并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具有思想解放的倾向。心学在明代中后期成为风靡全国的思想流派，但在嘉靖前期，心学却一度受到统治阶级的严厉打压。

李兵《书院：明代心学建构与传播的主要依托》一文总结了嘉靖初年统治阶级上层对心学的攻击，嘉靖元年十月，章侨便上疏指责王阳明：“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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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八年(1529)，桂萼更是上书直斥心学是具有威胁性的异端，请求夺王阳明的爵位，并以严厉的措施禁止心学传播，《明世宗实录》记载，世宗皇帝认同了桂萼的主张，开始明令禁止心学的传播，“天下有敢踵习邪说，果于非圣者，重责不饶。

以至形成了京师讳言其学的高压氛围。据王门弟子王畿回忆，“阳明之学以良知为宗，而一洗世儒支离之见，学者乍闻其说，疑不能信。而其时，元老宿儒又多视为异物，而攻之惟恐不力。当是时，求士之可与语者，盖千百不能一二，不啻空谷之足音也。”以“空谷足音”形容当时倡导王学的士人，足见王学在北方京师传播之艰难。而湛若水在这一时期也同样遭到诋毁和打压。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心学在盐业经济发达的两淮地区的传播却可谓如火如荼。仅嘉靖八年至嘉靖十八年间，活跃于两淮地区的心学流派，便有湛若水、洪垣的甘泉学派；邹守益、欧阳德的江右王门以及王艮的泰州学派。

李颙《观感录》记载当时在两淮地区与王艮交游的心学学者有“大儒太宰湛公甘泉，祭酒吕公泾野，宗伯邹公，束廓欧公南野，咸严重先生，罗殿元洪先”等等，湛公甘泉即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人，他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吕公泾野即吕柟（1479—1542)，原字大栋，后改字仲木，号泾野，学者称泾野先生，陕西高陵人，他主张以格物为穷理，强调即事即学，即学即事，是治程朱之学的著名理学学者，“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柟与罗钦顺云”。

宗伯邹公，即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县北乡澈源人，他师从王阳明，是江右王门的开创者；欧公南野即欧阳德(1496—1554)，字崇一，号南野，江西泰和人，受业于王守仁，与邹守益均为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心斋王先生即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人，世为灶户，以制盐为生，投入王阳明门下求学，其后回到泰州讲学，他主张“百姓日用即为道”，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

这些来自不同地区、持不同学说的学者，对泰州一介布衣的王艮大加推重而无门派之见，可以看出两淮地区学术交流氛围的友好与热烈。嘉靖以后，两淮地区成为湛王心学尤其是泰州学派重要的学术阵地之一，究其原因，除了两淮远离京城中心而与学术氛围浓厚的江西接近的地理位置，以及发达的商品经济外，两淮盐官对心学的支持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两淮盐官是两淮地区心学学者讲学活动的重要支持者。从王阳明开始，心学便十分重视讲学，《明儒学案》记载了王门弟子欧阳德的讲学的盛况：“先生以讲学为事。癸丑甲寅间，京师灵济宫之会，先生与徐少湖、聂双江、程松溪为主盟，学徒云集至千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讲学之风的盛行，尤以江西为最，两淮地区地理位置上接近江西，两地人员往来颇为频繁，讲学的风气也因此逐渐传至两淮，两淮盐官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嘉靖十三年（1534）巡盐御史徐九臯在扬州修缮维扬书院，并邀请湛若水前来讲学，他在《仰宸楼记》中写道“惟时甘泉先生学遡濂洛，道跂洙泗，所谓咸有一德者矣，推明敬一之训，振德于天下，惟先生为道宗，盟楼以永教也”，尊湛若水为“道宗”，足见其对湛氏之学的推崇备至。

湛若水的讲学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本地士人，如藏书家葛涧便是在这一时期投入湛若水门下，就连扬州盐商都纷纷前来求学，“扬州仪真大盐商亦皆从学，甘泉呼为行窝中门生”，湛若水有教无类的讲学使湛门弟子一度达到了四千多人，极大推动了甘泉学派的传播；嘉靖十五年巡盐御史洪垣在赴任扬州途中经过泰州，与当地的心学学者王门弟子王艮促膝相谈，见王艮讲学环境简陋，便为他筑造东淘精舍作为讲学之所，郭汝霖为作序。

“四方问学者多趋先生，舍隘不足以容，侍御觉山洪公垣乃为先生筑东淘精舍居之，舍凡若干楹，前为门，中为厅，后为勉仁堂，东西号房若干间，先生时讲诵于是，誾誾乎有濂洛遗风。”在此之后，东淘精舍便是王艮及其子王襞等人主要的讲学场地，为泰州学派的讲学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两淮盐官不仅为心学学者提供了物质的赞助，还不遗余力地发掘举荐心学学者，例如洪垣邀请王艮编撰淮扬乡约，“秋八月御史洪公垣构东淘精舍，洪觉山访先生，与论简易之道，何等简易，于是觉山请定乡约，令有司行之，乡俗为之一变，为构东淘精舍数十楹以居来学。”

嘉靖十七年（1538）巡盐御史吴悌在巡视泰州期间，与王艮结识，相谈连日，颇感契合，于是写荐表向朝廷推荐王艮，称其“视世之拘儒曲士，断非所可拟者，斯亦洛中之俦而与弼献章之流也，斯可谓圣世遗民矣”，将王艮比为可与陈献章等大儒相提并论的人，足见他对王艮的推重。

虽然在吴悌之前，徐九皋、洪垣等两淮盐官也都从物质上支持王艮，而吴悌则是朝廷高级官僚中真正意义上发现泰州学派的学术价值并大力为之举荐推广的人之一，“王心斋崛起布衣之中，为阳明高足弟子，先生首宾礼之，抗世俗之议以闻于朝，而淮南之学日愈显。”从“抗世俗之议”也能看出吴悌在当时朝廷对心学并不友好的舆论环境下坚持举荐王艮的过人识见。而吴悌作为当时已然成名的“理学名臣”，他对王艮的举荐使泰州学派在上层士人间声名大著，极大地扩大了泰州学派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