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被建生祠官员的场所的初步形成在什么时期？主要以什么为主？

祭祀场域指祭祀被建生祠官员的场所，以及生祠信仰产生过程中物化的相关载体，如生祠记、生祠碑、祠祀方式等。

生祠虽至早起源于汉，但翻阅先秦两汉的史籍，发现“生祠”这一字眼较少。先秦时期，召公生祠，祠于“甘棠树下”；庚桑楚生祠，“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此时生祠属于巫祝一事。

西汉现存典籍中，明确表明有生祠的官员共 7位，其中栾公生祠，祠于“栾公社”；于公生祠，祠于“于公祠”。其余五位官员，四人被立祠，一人被立庙。也正是在西汉初，生祠“祭活人”的真正意义才逐渐形成。此时生祠的宗教性较为强烈，民众借用生祠以达到对自身、对官员的祈福禳祸。生祠场域相关准则并未形成，处于雏形阶段，祠祀场域多元化，有“祠”“社”“庙”“树”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祠祠祀的场域逐渐形成，主要以祠堂为主。《晋书》称荀勖：“为安阳令，转骠骑从事中郎。勖有遗爱，安阳生为立祠。”又《梁书》载伏暅事称：“出为永阳内史，在郡清洁，治务安静，高祖善之，征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阳时。民赋税不登者，辄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苎，家人乃至无以为绳，其厉志如此。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并同时生为立祠。此时，生祠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附载物“碑”。《北史•李绘传》叙高阳内史李绘政绩称：“瀛州三郡人俱诣州，请为绘立碑于郡街。”

但，生祠的场域仍是祠堂，只不过是出现了“祠碑共立”的新现象。《梁书•夏侯亶传》叙夏侯亶身后事时称：“州民夏侯简等五百人表请为亶立碑置祠，诏许之。”从州民申请“祠碑共立”中我们看到，此时民众所赋予生祠的信念感更加强烈。“碑，竖石也”，“碑”成为承载官员“惠政”的文字载体，官员美誉可以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碑被吸收进生祠的场域之内，也正因为有了碑的参与，丰富了生祠在地方上的文化内涵，构建了当地的历史记忆，也成为国家在地方上树立的道德标杆的象征。

及至唐代，“德政碑”的出现成为唐代生祠内涵意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德政碑的祠祀性质与生祠并无差异，百姓所立“德政碑”与“生祠”本质相同。生祠祠堂是民众对地方官员“感念之情”的物化，而德政碑是另一种物化形式。有唐一代，“德政碑”成为“生祠”意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官员被建“德政碑”的数量远远胜过生祠，有的官员有“德政碑”但无生祠，但有生祠的官员必有“德政碑”，此时，“生祠”被吸收进“德政碑”的形式之中。

由于唐代“巨碑”的影响，宋代为了限制碑的泛滥，设置了“立碑禁令”。地方文人为规避“立碑禁令”，生祠场域又转向了“祠堂”“家”中。《宋史》载周执羔在任宜黄县丞间邑人为其修建生祠的事迹：“周执羔，建炎初，乘舆南渡。调抚州宜黄县丞。执首谋者斩以徇。邑人德之至，绘像立祠。”王复“除两浙转运副使，方腊平，迁都转运使，擢龙图阁直学士”。

由此可见，宋人生祠场域多在家中，并配以绘像、木主。宋代生祠祠祀规模小、祭祀方式简单，可以“家家祭拜”，使得更多宋人以更方便、简约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官员的“感念之情”，进一步使被立生祠的官员形象在地方上深入人心。同时，宋人找到了一种既能代替“德政碑”又能规避朝廷“立碑禁令”的书写方式，即生祠记，其达到了和“德政碑”同样的记叙功能。

金元生祠场域重新回到 “祠庙”，但伴有“前朝遗风”，如绘像、刻碑。曹溥入仕“几五十年，所到得民誉，刻碑、绘像，处处有之”。“陈炎酉，至元中为南康路总管。修白鹿书院。岁荒赈饥，给牛具子种，招集流亡四万余户，有麦秀两歧之瑞。民立生祠祀之。”

生祠最初虽起源于汉，但未有生祠祠祀场域的具体场所。至魏晋南北朝，生祠场域逐渐形成，以祠堂为主，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碑”。及至唐朝，由于生祠与考课法的密切关联，生祠被赋予了强烈的意义，“德政碑”逐渐成为生祠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地方举留或官员迁转的补充证据，此时“祠堂”依附于“碑”。因宋的“立碑禁令”，生祠场域又以“家”为主，伴以绘像，使得“碑”又依附于“祠”。金元，又回到以“祠堂”为主，伴有塑像的场域。从以上申请程序、祠祀对象以及生祠场域来看，生祠既有朝代鼎革的差异性，又有社会历史传统的共性。

生祠自下而上的申请程序自唐定型，后世在唐申请程序的基础上变动，形成了民间—官方—民间的申请程序。民间既是民众“感念之情”开始的地方，也是最终的“施行方”。地方通过赋予“生祠”不同的表现形式，如祠堂、碑刻、生祠记、塑像、绘像、木主等，构成了地方上丰富的生祠文化现象。同时，各个朝代对于祠祀政策的规定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管理、考课等，又使生祠具有了象征，进一步影响了生祠性质的定位。

而“朝代虽有鼎革，但由于文化的惯性的作用，制度的继承常超越朝代的分界”。生祠虽然在各个朝代的鼎革之中的发展不尽相同，但自郡民为有“惠政”的官员表“甘棠之思”开始，这便与古代中国的循吏传统密切相联，“循吏”内涵成为古代中国社会历史上生祠的共性。同时，又受到国家所推崇“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人们“有恩必报”，以及佛教“因果报应”的影响等进一步丰富了生祠的文化内涵。

明代生祠作为古代生祠的一部分，继承了前代生祠的“循吏”文化内涵，以及生祠信仰所物化的载体祠堂、生祠记、生祠碑等。但在明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又赋予了生祠新的功用，即国家、地方、百姓各方参与建立生祠的功用突出。同时，由于明代严格的户籍制度，地方意识凸显，地方士绅、百姓在选择生祠对象时也会注重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