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祠建制的演变：不同时期建立生祠的呈请程序是怎样的？

生祠是地方上特有的文化现象，既有文化的共通性，又有历史的差异性。首先，对“祠”的不同运用，形成了生祠不同的表现形式。

再者，生祠场域的选择、形制，以及祭祀位置、配享等，也与各朝祠祀政策也密切相关。因此，从生祠的场域、形制、各朝祠祀政策等来看，生祠建置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时代性与历史的差异性。

生祠的呈请程序

生祠虽是地方上衍生出的民间人物祠祀，但也受官方管理，有着一套自己的呈请程序。先秦两汉时期，建立生祠的行为主体多是吏民、百姓、郡中人，并未见向官府上报、获得官府获许或国家参与的痕迹，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民间行为。及至魏晋，史料载，先是“州民申请”，继而官府“诏许之”，这成为地方向官方呈请建立生祠的重要例证。

至唐代，官方参与痕迹更加明显。首先，中央官府对地方上立碑建祠活动管控严格，并规定了相应处罚措施。《唐律疏议》规定“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注：虽有政迹，而自遣者，亦同）”。复次，对“立碑建祠”的申请有一道完整的“州申省”的申请程序。《唐六典》称：“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

《封氏闻见记》载：“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者，皆须审详事实，州司以状闻奏，恩敕听许，然后得建之。”由此看到，唐代对地方立碑建祠活动的规定更加具体：官员离任—异政—百姓—县—州(府)—考功司审查—皇帝。唐王朝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立碑建祠”的整个过程纳入到国家的管控范围之中，将建立祠碑的权力牢牢把控在中央官府，并通过层层审核、过滤之后“乃诏曰可”，这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也增加了中央官府的权力。

自宋始，见诸史籍的“生祠”逐渐多了起来。宋代中央官府规定“诸州神祠加封多有不应条令，今欲参酌旧制，诸神祠所祷累有灵应、功德及人、事迹显着，宜加官爵封号庙额者，州具事状申转运司，本司验实即具保奏。道释有灵应加号者准此”，封赐生祠。同时“国家以官得其人，治有异等，生民受赐，许列状以借留，政绩可嘉，听具事面称纪”。官方角色从“参与方”到“施行方”，这种角色转换使生祠在官方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也将生祠排除于“淫祀”之外。

宋建立生祠的呈请程序：官员离任—治有异等—百姓—县—州(府)—转运司申报—皇帝。可见，唐代生祠呈请程序之中的考功司审核被宋代转运司申报所代替，“州具事状。保明申转运司，本司委邻州官躬亲询究，再委别州不干碍官覆实，讫具事实保奏。”及至金元，生祠数量大为可观。主要由于金元中央官府放弃了唐宋时期严格的生祠申请程序，且对“建祠立碑”活动采取“诸职官居见任，虽有善政，不许立碑，已立而犯赃污者毁之，无治状以虚誉立碑者毁之”，主要是对已经建成但不当的祠碑进行事后约束、惩处。又“职官在任，虽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者，听”，并“立石刻颂，在法无禁”。

所以，金元时期对地方建祠立碑活动的约束主要继承了唐宋时期“见任官不得建祠立碑”的传统，而对地方向上申请、奏准等具体的呈请程序并无规定，较为宽松。通过对生祠呈请程序的梳理，我们看到生祠的呈请程序主要有三个环节。

首先，官员必须离任且对当地有惠政，才具备建立生祠的资格，这一环节也是被官方反复强调的。其次，百姓呈请的环节是以官方立碑建祠活动的规定为基本准则，主要呈请于地方官员。最后，呈请的最终结果由官方审核之后“许”与“不许”。尽管不同时期，生祠的呈请程序不一，但官方参与其中的痕迹愈益显著，对地方建立生祠的把控也更加严苛。

生祠祠主

生祠祠主是民众选择的可以被祭祀的对象，选择标准符合官方倡导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价值标准。祠主身份多元化，以地方官员为主体，有文官武将，也有文人名士。

“惠政”成为地方民众为官员建生祠的选择标准。《陆云别传》称陆云：“为吴王郎中令，出宰浚仪，甚有惠政。吏民怀之，生为立祠。”魏晋时期“何远，字义方，东海郯人。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民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田秩俸钱，并无所取，岁暮，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皆生为立祠。”

唐代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载：“初梁公出牧于魏，实宜斯人，罔遂乞留，则深遗爱。阖境同力，生祠其神，畏威怀仁，如在乎上，祈恩徼福，亦若有答。”欧阳修先后知滁、扬二州，不仅为百姓谋福祉、治下宽简，且亲自下田间调研。

地方百姓为有惠政的官员建立生祠时多称其为“父母官”。钱谌平宜兴盗贼，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尤袤，尝为泰兴令，问民疾苦，后因事至旧治，吏民罗拜曰：“此吾父母也”为立生祠。

荆州府知府刘永“爱民如子，民亦爱之如父母，为立生祠以祀之。”吕焕有异政，百姓称“吕候，民父母也，子之方□父母，一日不忍离膝下也。吕侯去矣！而民像侯祀之祠。”由此可见，“父母官”这一称呼成为地方生祀官员基本的“历史书写”。

对地方有惠政的官员被赋予“家长式隐喻”，成为“父母官”。这是因为“朝廷建官凡以子民也，而民所望以遂生者，故民自称谓亦因而隆杀乎。其上而台省藩臬，则尊之曰祖，其次若群邑守令，则曰父母”。“父母官”与州县官不同，父母终身不变，州县官有任期限制。子女对父母务必孝顺，地方百姓与官员的这种暗含的报偿关系为亲情所掩盖。

同时，百姓又渴望通过以父母对官员的尊称能够唤起父母的良知。地方“父母官”的提出，不是朝廷和中央官僚机构强加形成的，而是地方自身要求和塑造的。被立生祠的祠主，并不一定是官僚评价体系中的模范。相反，地方官实施的是地方社会所认可的政策，通常侧重于民生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