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所在的时代背景，以及北宋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富弼，字彦国，生于景德元年（1004年），卒于元丰六年（1083年），洛阳人（今河南洛阳人）。

富弼于天圣八年（1030年）以制科茂才异等及第，任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由此步入政坛。

富弼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政局十分动荡的北宋中期，当时的统治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堪称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影响了富弼，同时亦成就了富弼。

时代背景

富弼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这段时期属于北宋中期。“内忧外患”是贯穿这段时期的主线，这对富弼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北宋状况

显德七年（960）正月，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得以黄袍加身、以宋代周。宋朝的建立是通过兵变夺取政权，因此为防范历史重演，北宋自开国之初便“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藉，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北宋统治者亦都秉承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即：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

赵宋的“祖宗家法”在立国初期确实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政权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旧制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因循苟且，积弊日深。这就造成“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日益加深，北宋深陷统治囹圄。

为防止官员专权，北宋官制实行官、职、差、遣制度，以分割各级官员的权力。这就直接导致了北宋行政机构臃肿、官员数量繁多，办事效率低下。真宗时期，有机构称裁减冗官冗员十九万五千余人，光是裁减的人数都达如此之众，可见冗官问题已十分突出。而科举遂滥又加剧了这一问题。“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此外恩荫制度也是极滥，一人为官，则子孙亲戚都可以做官，官大者甚至可荫及其门客医士，“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

宋朝还豢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北宋的兵制，大概有三种：守卫京师的禁军、镇守诸州的厢军、在所防守的乡兵。此外，北宋还实行一种名为“养兵”的政策，即凡是有发生饥荒的地方，北宋就在此地大量招募饥民入伍充军，将流民收为官兵，以此来杜绝百姓不满的事情发生。由于北宋军队并非采取优胜劣汰的法则，军队中老弱士兵不在少数；将士们久不习战，素质低下，战斗力十分薄弱，导致在与辽、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冗官和冗兵直接导致了冗费的发生。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除了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每年还要支付给辽、夏巨额的岁币，北宋财政早已入不敷出，“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国库告急，统治者只能加大对百姓的搜刮。除了使用晚唐实行的两税法（即按照纳税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征收赋税）之外，北宋还加征额外的苛捐杂税；税收之外，还有各种徭役，即选调平民到各级地方阶层充当免费差役。

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明道二年（1033），全国各地寇盗横行，百姓抱怨亦是此起彼伏，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北宋的国家状况，正如欧阳修所言：“从来所患者外藩，今外藩叛矣；所患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成为北宋中期社会的真实写照，宋廷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北宋与西夏关系

北宋建立初期和夏州拓跋政权（西夏前身）的关系算得上是友好的。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夏州节度使、西平王李彝殷不仅对宋遣使祝贺，甚至主动改名彝殷为彝兴，只为避太祖父亲的名讳。

宋太祖龙颜大悦，当即为之升官加爵，“宋初职备三公者，内则赵普，外惟彝兴，彝兴以藩镇领之，尤异数也”，可见当时宋夏关系较好。太宗即位后，奉行“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原则，大力削弱藩镇兵权与割据势力，这就触碰到了夏州党项贵族的根本利益，由此李继迁宣布反宋。

在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人的辛苦耕耘下，党项拓跋部的势力逐步壮大起来，这为李元昊建制称帝作好了铺垫。宝元元年（1038），经过长期的准备，元昊终于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称帝，国号大夏。次年，元昊遣使向宋朝上表，请求宋朝承认他为“南面之君”。事实上，元昊称帝非但不能得到宋朝的承认，相反，仁宗下令削夺元昊的官爵、停止边境的榷场互市，并揭榜于边，招募能擒元昊之人，若能斩元昊首级，即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

元昊上表的失败昭示着宋夏关系的破裂，和平的交往政策不起作用，那么只能通过武力达到目的。为了迫使北宋承认西夏建制这一事实，李元昊开始策划战争，先后发起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之战等战役。由于长期不修边备，军队战斗力极弱，再加上缺乏灵活的作战指挥，宋军三战三败。

连续战败使宋朝损兵折将，士气大挫，无力再支撑与西夏的大规模战争，仁宗只想尽快寻求媾和途径。另一方面，元昊虽然取得了陕西战役的胜利，但这也只是名誉上的荣光，并未给西夏带来多大实际利益。由于自建立政权以来，元昊连续向宋发动战争，西夏人力物力损失惨重，西夏百姓传唱“十不如”歌谣以怨之；再者，战争爆发后，宋朝不再给予西夏巨额岁币，边境榷场、和市也被关闭，西夏因此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境内百姓怨声载道，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为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元昊不得不偃旗息鼓，向宋请和。庆历四年（1044），元昊遣使上表向宋请和称臣，双方达成庆历和议。庆历和议后，宋夏之间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时有小摩擦，但并无大战事，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神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