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的原因及异同分别是什么？

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以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系统看作是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和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一起影响着社会的进程。汉朝与罗马帝国无疑是东西方历史上庞大的政治实体，是古代世界中西国家最为典型的代表。

这两个在相似时期崛起于亚欧大陆两端的专制国家政权，其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塑与确立对于东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依据葛兆光先生的观点，思想观念体系渗透转化为意识形态要具有体系性、权力性和实践性三个特性。

公元79年，东汉章帝时期所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以及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分别是两个古代国家所重塑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节点，实现了意识形态化的三个特性。通过这两次会议，东西方都确立了具有长远影响的意识形态体系。

对于意识形态塑造的内外部原因的比较分析的过程，也是在探究某种思想在与权力和政治制度相结合的进程中，是如何历史地去获得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过程。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的外部政治原因和内部思想原因所呈现的表现因素各异，中外历史学家对于各种影响因素都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研究。但通过比较分析，归纳出二者有着殊途同归的共性。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两个古代国家所面对的意识形态重塑背后，有着相似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存在共同之处的思想体系发展情况与出现的问题。而二者所呈现的表现因素的差异性，也必然存在着更为深层的影响因素。“历史比较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一方面，在比较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具体、特殊历史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即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要突出异在比较中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和构成历史比较的前提及依据的这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因而要在对异进行深入求真的前提下求同。另一方面，还应在同的观念指导下，进一步探索以说明其不同之处的表现及其历史原因。”

首先，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具有类似的外部政治原因，包括前意识形态的衰落、皇权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皇帝个人的经历与倾向。东西方在这一时期都面对着前意识形态的衰落。

汉朝建立之初就面对着法家意识形态的衰退及其保留下的深远影响，而罗马帝国也面对的是多神教信仰和元老院的精英共和传统的腐朽衰落。但汉朝不同于罗马的局面是，由于法家政治秩序与秦朝的结合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和惨痛后果，仍处于不完全形态的儒家意识形态早早地就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基督教在被合法化之前不久，依然面对着多次的宗教迫害与压制。

古代专制国家对于统治合法性的追求无疑是共通的。儒家很早就意识到了统治合法性存在的问题，董仲舒丰富了儒家思想，“天人感应”将统治合法性与天命联系了起来。东汉建立后，进一步加强忠君思汉的思想并试图将谶纬思潮纳入到意识形态中来。

罗马帝国在四帝共治时期，将统治合法性与多神教信仰的绑定达到了极致，皇帝就等同于神的化身。但四帝共治体系是反对血亲继承的，君士坦丁每一次击败共治皇帝，乃至于其继位本身都是对于四帝共治体系的否定。帝国就需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以相异于多神教的上帝赋予君士坦丁以统治权，使之作为皇帝来统治世界帝国。

在皇帝个人的教育与经历等方面，古代东西方国家表现各异，但也存在相似之处。那就是东汉初年的光武、明章都深受儒家教育的影响，而君士坦丁幼年在戴克里先宫廷中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儒家思想自西汉中期以后，对于皇帝的影响和教导都保持在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层次上，甚至出身平民的刘秀也前往过长安学习《尚书》。

而早期的君士坦丁与其说必然成为一名基督教皇帝，更不如说像是一个罗马帝国传统的背离者。君士坦丁最开始的支持者多是边境的士兵和蛮族。对于罗马人和君士坦丁自己来说，他始终都是一位来自北方边境的“北方皇帝”。直到去世前，君士坦丁才正式受洗皈依基督教。

其次，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有着表现形式各异，但较为相似的内部思想和阶层原因，包括思想的融合与成熟、思想载体阶层或群体的人数与结构变化、思想内部的分裂与冲突。 在被正式确立为意识形态前，儒家思想体系和基督教神学体系都经历了完善的过程，弥补了理论体系的缺失或不足。

董仲舒对于完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有着巨大贡献，他改造了儒家思想伦理结构，融合了阴阳家的世界观解释，让儒家学说在当时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使儒家思想开始迈入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但其改造还为能将基层礼治秩序纳入体系之中。“行政‘道德化’与乡村‘礼治’秩序的建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治理状态，只有真正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协调贯通，才能维系社会的稳定。”而“三纲六纪”的提出与完善，使整个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被完整地串联了起来，形成了统一的道德观念体系。

基督教教父们用哲学思想来弥补神学思想体系中的逻辑空缺，让宗教信仰与探寻哲学真理在基督教教义中思想体系影响和指导物质实践离不开其载体的力量，也就是儒家士人群体和基督教信徒的实力与影响。经历了西汉后期以及两汉之际的发展，儒生群体实现了宗族化的转变，实现了士族阶层。

此外，在东汉政权内部，士人被吏化的同时，也深入到了整个官僚体系统治之中。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数量因为没有准确的数据，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普遍的共识是基督教在三世纪时期，已经成为了有巨大影响力和相当社区数量的宗教团体。信徒的增长与影响力的扩张使四世纪初的基督教做好了成为主流宗教的准备。

在发展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思想内部的分裂与危机。儒家思想的两对矛盾是谶纬与经学之间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基督教内则发生了关于“从属论”与“三位一体”相冲突的阿里乌斯之争。儒家意识形态需要调整其人文主义思想同神秘化的世界观的认识，以及调整扩大的儒生群体同垄断知识与仕途的传统士人的矛盾。而基督教对于“三位一体”概念的讨论与争辩，对应现实则是对于前所未有的基督教皇帝的定位，阿里乌斯派和尼西亚派的争论也是一场关于基督教皇帝神性的政治争论。

最后探究导致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表现各异的原因，除了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等因素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内在和深刻的思维文化层次的因素的影响，包括宗教因素、理性结构因素和通用语言的因素。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宗教形态或者非宗教形态，而是历史发展趋势所导向的当时的观念系统的总和。在意识形态重塑原因的探讨中，所呈现的各种关乎神权和神秘色彩的差异，大多是因为宗教因素的影响。虽然，相当多的学者承认儒家符合当下宗教学中宽泛的宗教概念，但准确来说，儒家依然是具有一定宗教色彩和宗教功能的人文主义思想。

而导致东西方教俗差异，乃至于更深层的思维方式差异的，则是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以逻辑理性为主导，兼具自然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等。而中国则是以历史理性为主导，因此历史在中国思想与物质实践中的地位都极为重要。最深层原因的研究，刘家和先生认为东西方差异的根源在于语言特性的差异。“语言的特点在很大的程度上导致了逻辑的特点。”语言本身就具有独特的思维特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东西方通用语言确立过程与结果的差别，以及语言本身特点的不同，影响并导致了重塑意识形态的具体原因表现和最终塑造成果的差异。

在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古代东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思想背景下，儒家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意识形态分别被确立了下来，成为了长期影响古代世界中西国家乃及文明的观念系统。因此，对于至今影响东西方文明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古代意识形态体系重塑原因的比较探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东西方国家思想领域的发展与变迁，对于我们当下思考文明交往与思想交流有着现实意义。

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思想领域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差异性原因，进而更真实地认识汉朝和罗马帝国塑造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社会基础，为理解当下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变化，探寻中西意识形态发展异同的深层历史文化因素，进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思想基础提供思路借鉴和批判支撑。尽管进行比较的对象是古代时期的中西国家，但涉及的思考不仅限于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流。在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语言逻辑的文明之间展开交流交往，都要有“和而不同”的态度，从历史的、多元的视角去进行理解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