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为什么能够独树一帜，成为国教呢？其社会背景与优势是什么？

社会背景

从人类社会历史角度来看，某个特定时期思想的多样性和繁荣程度是与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稳定程度成反比的，即社会越稳定，思想越统一；反之社会越动荡，则思想学说越复杂。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俗话说“乱世出枭雄”，越动荡的环境里，社会呈群雄割据的状态，想要夺取权力的人多了，方法也道路也会随之变多，这就为各家思想提供发挥和表达的空间；而稳定的社会里，统治阶级大多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统一以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与稳定性。

故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齐争鸣的思想盛世，在这个时期，以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度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开始瓦解，而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同时权力也没有得到统一，为思想学说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平台和空间。而西汉初年则是这个社会动荡时期的结束，准确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已经着手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只是秦朝短命，在此也不再赘述。

西汉建政之初，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很快到来。一方面来说，人心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另一方面，虽异姓王相继覆灭，但是汉王朝在江东地区的控制也不算稳固，尤其是江淮流域的原楚国境内的地区，这里打着复国主义旗号的势力一直不太安分。

但是各诸侯国之间也不是铁打一块，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后，朝廷已经具备了控制关东地区的能力，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实已是强弩之末，是复国主义最后的挣扎。随着七国叛乱被平息，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面临的便已是大一统的局面，中央集权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加强”。年轻的汉武帝文武双全，志向高远，一心想要超越自己的父亲，完成前所未见的宏图大业。

儒学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

儒家在众多学说竞逐中的获胜并没有受到太多挑战，除去自身的优势之外，其他学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符合汉武帝期望的特点。

先秦百家争鸣，思想学说层出不穷、太过复杂，不便于一-说明。汉武帝在位时期天下一统，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这么一个大帝国需要的是自上而下都能行得通的国家意识形态。仅这一个条件便苛刻得很，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只有当时主流的学说，无非就是黄老学说、法家、儒家、墨家这几样。其他的由于过于刚硬（兵家），或其理论不被大多数人接受（阴阳家），或其有过于曲线救国的意味（纵横家），或由于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而未能成为主流学说。即，汉武帝选择的空间也不大，面临的难题亦非过多。

道家似乎可以成为一个竞争对手。说到道家的思想，就不得不以杨朱为代表的说明。作为战国时期道家哲学的思想家，杨朱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独树一帜的思想。他的著名事迹“一毛不拔”也流传至今。一毛不拔的典故是出自于杨朱论治国的思想，即“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这句话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让人们惊讶的是这句话并非作为一个笑话流传下来，而是治国思想，且在战国时代甚至能与儒墨相抗衡。这便是道家对于动荡的社会的看法，他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解决，什么都不做，号称“无为而治”。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道家的重要思想就是消极无为，这种思想不仅仅是在宗教史，在哲学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

面对礼乐崩坏，诸子百家争鸣，或流传千古或昙花一下，都为认可他们的人精心指定了一套治国思想，而道家却不以为然。道家认为，春秋战国的战乱就是“积极而治”的结果，人人都想争名夺利，人人都想鸡犬升天，反而越做越糟糕，结果是治而乱。当有机会出人头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落后，但是一种东西，或思想或政策，是不能被重复提出的，想要开创自己的时代只能给统治者拿一点新的东西出来，于是好的坏的不经过滤一涌而至，天下大乱。真正稳定的社会是不需要人为治理的。所谓“太上，不知有之”。

至于墨家，其衰败的迅速程度令人惊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锋，尤以儒墨两家最为著名。但是墨家犹如昙花一现，终是没能在中国古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墨子去世后，墨家便青黄不接，迅速消失匿迹了。相比儒家后世的兴旺发达，墨家的衰败简直异乎寻常。

遗憾的是，他们在汉武帝时期也没能枯木逢春。原因也很好理解，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而墨家的“兼爱”略显横向性且操作性极差。同时推崇节约，无差别地反对资源浪费。这些特点几乎是反中央集权的，在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加强的汉武帝时期，墨家不战而败，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

法家是个特殊的存在。一个帝国需要统一国家意识形态，早在数百年前秦始皇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故“焚书坑儒”以奠定法家的统治地位。我们现在以看客的心态分析这段史实便明白，秦朝走统一思想这条路是对的，但是方向走错了。秦朝统治阶段，国家大力推崇法家，为了压制主流的儒学而“焚书坑儒”，极大刺激了士人的心。

秦始皇时期为寻求思想的迅速统一，具体方法受法家及当时具体情况影响过于强硬，上层社会敢怒不敢言，民众更是哀声哉道。于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秦历二世而亡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对于秦统一意识形态的过程哪里出了问题心知肚明。法家虽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但办法却不怎么光明正大。

法家要求命令统一，宣扬君主的绝对权威；结果导向，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以一切手段；同时对于分歧很敏感，手段狠辣。将法家摆上台面的秦帝国已经将法家的优劣展示得很简洁明了。像秦皇那样大雷厉风行大张旗鼓地宣扬法家思想已经被证明不是明智之选了。

如果非要找一个像样的比喻来表现法家的特点，法家更像一个“杀手”，一切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但是不像名门正派那样招人待见，是无奈之选。但汉武帝时期并不无奈，原本就是主流文化的儒家更是发展了皇帝学说以契合刘彻的需要。如果一个皇帝需要一个短暂的胜利，那么他可以按照法家的套路治国，如果一个皇帝需要一个长治久安或者说较为长远的治国则法家便不适合了。

以史实来叙述，众所周知秦帝国自商鞅变法开始逐渐强大，在六国中脱颖而出，除了做出符合历史规律的变通之外，商鞅更是以严刑峻法把整个秦国改造成了恐怖的战争机器，以连坐法为基础奖励耕战，草木皆兵，秦国得以一统天下。可惜，法家思想虽适合用来战争，却不适合用来治国。

大概是法家学说强制性太强而又与当世主流儒家学说相差太大，始终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它需要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君**力维持，但不巧的是秦到二世便遇上了一位亡国君王。法家思想，只能是隐晦的，阴暗的，不能放到明面上的手段”。法家思想一直颇受非议。如“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