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惕隐作为契丹政权中的重要官职,在辽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辽代惕隐作为契丹政权中重要群体,在辽朝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从其创设渊源机构设置、选任标椎、家族背景、职任以及迁转等方面来看,辽代惕隐凭借其强大的家族背景以及高贵的契丹耶律皇族身份,以掌管皇族政教为本职,同时负有更多的职责,活跃在辽朝朝政之中。 从辽代惕隐的创设渊源可以看出,辽代惕隐可追溯至突厥的特勤,二者虽未完全相同,但其本质内涵却十分相似,作为宗室子弟,他们往往出身尊贵,家族背景显赫,因而需要他们来掌管宗室皇族的政教,这不仅是因为出身背景,更在于宗室子弟十分了解熟悉皇族状况,从而能够起到巩固统治阶层内部团结的重要作用。在机构设置方面,辽朝统治者为了使皇族宗室的政教更为有序,将惕隐机构划分大惕隐司、大内惕隐司以及皇太子惕隐司,各个惕隐司分别负责对应皇族四帐和皇太子,所有皇族总归于大惕隐司管辖。 从辽代惕隐的职任角度探析,可以发现辽代惕隐除本职外,更肩负着礼仪,军事等其他方面的职责,中国古代礼仪祭祀作为国家的重大事项,受到统治者的格外关注,国家礼仪祭祀历来都是最高的规格,惕隐作为皇族的重要代表,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此外,在皇帝参与典礼的同时,身为惕隐的皇族代表也要进行一系列的礼祭主持和参与,这不仅体现了仪式的规格与隆重,更在于能够彰显统治阶级对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契丹作为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因而其统治集团的官员与中原的官僚群体有所不同,契丹族民俗尚武,以武立国,因此在其所建立的政权中,契丹族官员都能够担负起对外领兵作战的职责,而相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原王朝官僚群体,其文臣与武将各领其事,执掌泾渭分明,与北方契丹王朝大为不同,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民族精神中保留着尚武的文化内涵所致,这也是契丹民族乃至整个北方草原游牧渔猎民族政权中所独具特色的特征。 从辽代惕隐选任与家世的探求视角来看,辽代惕隐的选任给这一官职增添了层贵族化的色彩。“太祖有国,首设此官,其后百官择人,必先宗姓。”从中可以发现惕隐的选任首先在于宗姓,这是由于其职责为掌管皇族之政教,因而须选派皇族宗室更为合理,更彰显了惕隐这一官职的贵族属性。 其中,惕隐的家世背景就成为重要的标准之一,一帐三父房作为辽朝最为尊贵的皇族,在惕隐的出身家世中占据十分巨大的比重,这也遵循着辽朝立国之初创设惕隐的选任原则。同时圣宗时期显赫的玉田韩氏家族成员,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在圣宗时期的得以入籍皇室,成为季父房一系,其子弟逐渐担任惕隐。
同时,惕隐的选派并非就身份而定,宗室子弟人员众多,皇族的个人品行良莠不齐,为使皇族子弟受到严格的教化和管理,惕隐的选派更以品行举止等各个方面进行考量,以便为宗室子弟起到表率作用,引领皇族宗室的品行风尚朝着合乎礼仪典教的方向发展。此外,对于契丹皇族中有功于国家的宗室,朝廷也会以惕隐的授予作为奖赏,这不仅是授予惕隐一职荣誉的体现,更在于让功勋卓著的皇族宗室来担任惕隐执掌皇族政教,能更好设立惕隐在宗室中的个人威信以便代表皇帝治理皇族,使其宗室内部稳定团结。 从辽代惕隐的迁转方面的考察可以了解到,惕隐作为辽代一个重要官职,其在整个契丹官制系统中属于较为关键的一环,首先惕隐作为辽朝的中央官员,是众多地方节度使,部落详稳以及各地统军使由各地地方官员转变为中央官员升迁途径的重要一步。其次,成为中央朝官之后,由于常触朝政,又便于亲近皇室,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依靠,惕隐得以进一步升任到北南二院大王、北南二府宰相甚至于越等负责辽朝重大朝政事宜的要官显官。 同时,惕隐除了入职中央,进阶高官外,由中央惕隐出任地方节度使以及部队统军使的迁转也十分常见,究其原因在于,身为皇族宗室,统治者能够对其予以更大的信任,另外,惕隐作为近于皇室的重要人员,能够帮助朝廷更好了解各地军政事务,从而实现整个行政体制中上听下达的目的。总之,辽代惕隐的迁转,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窥见辽朝官制升迁运行机制,更能发现惕隐在整个契丹政权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辽代作为执掌皇族政教的惕隐与中原王朝负责宗室事务的宗正大为不同,二者虽在职务上有所相似,但在具体各方面历史表现来看,实属存在差异,究其缘由,由于辽朝作为契丹建立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其政权结构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其特有的房账制度使惕隐的职权范围变得较为明确,也使惕隐的出身背景十分明晰。 同时可以发现,《辽史》“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的记载并非所指辽朝所有官职,而从对兼具众多职任的惕隐来看,由非汉民族建立的北方民族政权,其官员往往呈现出“一任多职”特点,这不仅是少数民族政权国俗风尚异于中原原因,更是其民族自身蕴含文化内涵体现,辽代惕隐群体的考察研究,虽是对辽朝乃至北方民族政权中文化研究视角一隅的解读,但可以发现,崛起于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政权具有强大活力,彰显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中国古代王朝历史谱系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历史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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