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议礼罪魁”的罪名舆论加深，何乔远《名山藏》论杨廷和

《三朝要典》之于杨廷和“议礼罪魁”形象的再兴影响较大，主要原因《三朝要典》与《明伦大典》关系密切，在《要典》受《大典》的影响颇多。

关于此点，刘梦月在《嘉靖《明伦大典）的编纂与流传》中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她指出《三朝要典》的体例、丑化反对者等方面皆是借鉴《明伦大典》而来。特别是关于杨氏等人的罪名问题，《要典》的编纂者为了彻底丑化东林党人，他们不加甄别地照搬《大典》关于杨廷和等人的批判，例如贪定策之功、欺冲龄之主、失人臣之礼、坏君臣父子之纲常等等。

《明伦大典》在颁布近百年后因党争而再度受到关注，并且被从党争角度去理解，杨廷和在嘉靖初年的罪名以世宗钦定而被再度提起，甚至连隆庆初年对杨氏名誉的恢复也被忽略。杨氏“议礼罪魁”罪名因受政治斗争而被官方舆论再度强化，贤愚无定，随时而转，此足为典型。

万历中后期，实录逐渐流出，明人在著史时已经可以参照实录，实录作为国史，本身具有绝对的权威，私家史学在参照时不免出现史家偏信实录的情况。时人朱国祯言：“我朝国史所定必由宸断，尤为郑重，若天之星辰，地之河岳，斯固无容拟议。”

由此，在私家史学接触到实录后，不免会承袭官方实录的态度和观点。比如，在此时期的私史著作中大都记录了杨氏引致仕都御史林俊为援、出张璁为南京主事与杨一清和石瑶肯定张瑰《大礼或问》的评论，杨氏议礼形象的负面性不断得到加强。杨廷和议礼事作为曾经的庙堂忌讳，天崇私史在叙述时不仅承袭实录及《明伦大典》的记载，而且言辞较为简洁，特别是杨廷和等人的奏疏等与世宗不合者。

比如，朱国祯所撰的《皇明史概》中对于“大礼议”过程的记载便极为简略。如世宗即位后初次提出议礼，只记“礼部会拟兴献王典礼，上以事体重大，令再议”。世宗生母入宫仪驾，只“母妃将至，御批用母后仪驾，大明中门入”一语而过。对于嘉靖元年（1522）世宗先考孝宗事，朱国祯仅在“清宁宫后三小室灾”一条标注“杨廷和等因疏谏皇称，报以慈寿皇太后懿旨，然不复，再催，定考孝宗矣”。

对于这些议礼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间相关官员具体的主张、君臣意见的交锋等都未及一字。又如刘振参实录而作的《识大录》，其在嘉靖三年（1524）春杨廷和致仕以前凡实录所记谕内阁处，刘振皆称“杨廷和人等”，凡实录言杨廷和等执奏，刘振俱称“杨廷和”，是以首辅杨廷和代内阁，极为突出杨廷和“制挟君父”、“失人臣之礼、坏父子之伦”的形象。至于群臣念孝宗之德而群情不回的情况并没有在诸家文本中显露，这与隆万时期关于杨氏议礼的重构截然不同。

《名山藏》与《皇明史窃》之议论

晚明的当代史撰述在数量上仍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而此时期，关于嘉隆朝的记载因年代稍远多见于明通史中，笔者在此选取《名山藏》和《皇明史窃》作为主要分析对象。此二书皆花费作者数十年之力，何乔远为庙堂高官，尹守衡为辞官举人，二人的经历见闻有异，对于杨廷和与“大礼议”见解不同，两部史作亦各有特色。

君子失体：何乔远《名山藏》论杨廷和

何乔远是晚明著名学者，以“一代之作手”闻名于世，长于诗文，颇好史志，他所撰的《闽书》是一部较大的福建通志书，而他的史学著作《名山藏》在明代史学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关于《名山藏》的撰著时间并无明确记载，钱茂伟的研究中以邹漪记载认为此书大体始作于其在刑部主事任上。当时何氏应主要是摘抄实录，搜集资料，初显成书为编之意。

钱谦益在《序》中称何氏“发愤尽气，编摩数十年，遂告成事”，也就说明这部书的编纂时间颇长。《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以作者逝世时此书亦未完全定稿而将此书系于何氏卒年，即崇祯四年（1631）。综合言之，何乔远著《名山藏》用时颇长，万历晚期其辞官居家期间当为重要的撰述阶段，天启崇祯时期仍在完善，甚至到其去世时尚有待完善之篇章，今之刻本所见《舆地记》未全且《典礼记》《乐舞记》未见刻或因何氏卒时稿尚未完订，而后人又无补辑。

《杨廷和传》的基本内容

《杨廷和传》处于《臣林记嘉靖臣一》中，李建泰的《序》中言“读臣林诸记，可以进君子”，《臣林记》所记皆是有明忠诚之臣，这是何乔远对杨廷和的整体定位。杨氏传记近七千字，记杨氏之仕宦一生，其中有关杨氏为政，特别是有关国家纲常法纪之事记载颇详，君子小人之别在相关事迹中较为突出。

何氏记载了杨廷和忠厚为臣、正色立朝诸多事例，如拒绝张永求封侯、拒绝宣大副总兵温恭佩副将军印、多次劝谏武宗、坚持为父守制、拒绝武宗令群臣旗帐相迎之旨、拒草威武大将军敕、请如宜德故事削宁王护卫、谏止武宗南巡亲征、定策迎立世宗、清理正德间弊政、擒拿江彬、起草世宗登极诏、拒受伯爵之封、史道等人弹劾杨氏之事、谏止斋醮织造诸事、王邦奇以哈密失国事参杨氏诸事。

可以说，在整篇传文中基本没有关于杨廷和的任何负面话语，其所记载的杨廷和实可谓士林模范，其在正德时坚决拒绝武宗及豹房佞臣的无礼要求，周旋于群小之间，匡补调和，在嘉靖朝尽心事君，精忠可见。特别是何氏在传文中记载了杨氏拒封伯爵及疏请致仕时世宗的温旨慰留之辞，一方面表现世宗对杨氏的倚重，一方面也表现出君臣相协如同鱼水之感。另外，何氏记载了王邦奇弹诬杨氏一事，更加突出了后议礼时代的君子小人之别。

与采录《双溪杂记》的诸书不同，何乔远并没有引用其任何说法，而王琼在《名山藏》中也没有传，这表明何乔远在对比考量了诸家史料后，采用了杨志仁、王世贞等人关于杨廷和的记载，而王琼此人“才而奸险”，入君子济济的《臣林记》自然不可，入专记小人的《臣林杂记》则似不妥，故而未被采入书中。关于此篇《杨廷和传》的史料来源，较为明显的有《明实录》《行状》《嘉靖以来首辅传》。

如其载杨廷和于正嘉之际的稳定举措较之前诸家记载皆更为详细，显然出于实录，又如世宗温旨慰留杨氏之语，必出于实录。关于杨廷和入阁事，其载武宗问“何久不见杨学士”，即调回京入阁，此说乃出于杨志仁所撰之杨氏《行状》，又江彬被擒后世宗方安心入京，此亦出于《行状》之记载。又其载“廷和美风姿沉静详审，好考究掌故民痪边事及一切法家”，此则出于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之原文。